“他姐说，他出狱后总抱怨社会不公，说打工赚的钱不够花。”小李翻着通话记录，“案发前一周，他给狐朋狗友转账八百元，附言‘最后一票’，现在看来，就是指崔秀琳的1200元现金。”

张建国站在院子里，看着李父蹲在鸡窝前抽旱烟。老人的后背佝偻，像张绷断的弓：“我揍过他三次，拿皮带抽，笤帚疙瘩打，可他就是不长记性。后来我想，等他结婚生子就好了，谁知道……”烟锅里的火星明灭，“怪我，常年不在家，让他觉得没人管得了他。”

回到刑警队，张建国将李树林的成长轨迹画成时间轴：15岁少管所，19岁监狱，27岁再次犯罪。每个节点都伴随着家庭的缺位和外界的不良影响，像滚雪球般，将一个调皮的少年变成了床下的潜伏者。

“你发现没有？”他对着小李晃了晃三年前的现场照片，“上次盗窃，他在床下铺了纸板，这次铺褥子，每次都在优化犯罪手法，却没人教他什么是对错。”张建国的手指敲打着“家庭教育缺失”几个字，“他的字典里，没有‘后果’二字，只有‘如何不被发现’。”

第八章的结尾，张建国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李树林的堕落不是突然的雪崩，而是无数片雪花的累积——母亲的溺爱让他无视规则，父亲的暴力让他学会反抗，监狱的恶习让他沦为犯罪的傀儡。当他在床下铺开褥子的那一刻，铺的不是等待的舒适，而是童年阴影的倒影。”

窗外，暮色漫过镇东镇的牌楼，李树林的童年老屋在夕阳下投出长长的影子。那个曾经在鸡窝偷喂粮食的男孩，那个在床下躲藏三小时的少年，终究在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失焦中，变成了夺走他人生命的凶手。而墙上那张“优秀学员”的奖状，此刻正被晚风吹落，像一片无人收殓的枯叶，飘向罪恶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