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赵匡胤后来死得太突然了，没来得及对继任者们做任何交代。受限于官僚的极力反对，继承者们的机构改革总是失败，宋朝也就一直把这套管理机制沿用了下来。

所以宋朝也就没有形成像清朝那样更为成熟的地方官制：一省地方最高长官叫巡抚，统管本省一切事务，下设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这些副手，分别负责监督、行政、司法、财政，这些人都直接向中央负责，可直接向皇帝具折上奏，这样不光有效防范了一家独大的局面，更有效保证了政务处理的高效有力；军事另有总督管理，粮草给养由中央统一调拨，这样也防止了军队据地称王的可能。

第三步，打造全新的官衔体系。

宋朝的官衔制度是出了名的复杂，很多人说看不懂。实际上抽丝剥茧地来看，主要的就两个，寄禄官和职事官。

我们先来看寄禄官。赵匡胤建立宋朝的过程相对平稳，没有通过暴力革命或者血腥镇压，来对前朝统治势力进行清洗和替换，为了新政权的平稳交接，赵匡胤采取的是渗透的办法。

在上台之初，赵匡胤全盘接受了后周的政治体系和官员；然后他又通过安插亲信的方式，把旧官员全部架空，再建立起一套听命于自己的官僚系统。原先的那些官员，职级保留被闲置养了起来，等他们自然老死为算，这就是寄禄官的由来。

没想到，后来的皇帝们发现，寄禄官是一个降低权力矛盾的快捷办法，一旦有了一些不想再用的刺头或者庸人，直接给寄禄官职，给待遇、给职级、给面子，你就不要闹事了。

不光如此，皇帝为了争取大臣的支持、办事减少阻力，又搞了一个恩荫制度。啥是“恩荫”呢？咱们不妨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在宋朝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终于当上了类似于枢密使这样的一个大官，那么作为福利，你可以在国家庆典的时候写份申请，指定四个亲戚当寄禄官；在临退休的时候呢，又可以写份申请，再申请四个亲戚当官；在临死的时候，还可以指定五个人当官；平时呢，你要是把皇帝哄开心了，皇帝一激动又赏你几个名额。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粗略算下，你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带上一二十个亲戚当寄禄官。

一个人是这样，整个王朝有点势力的官员都要申请恩荫，那只要过个几十年，整个官员的队伍就会呈指数化增长。

年复一年，寄禄官的人数越来越多，这就导致宋朝冗官冗员越来越严重。

慢慢地，寄禄官就成了仅仅与官员工资挂钩的待遇官衔了；而寄禄官体系里的官名大部分都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听起来很是唬人。比如说，有一天朝廷提拔你做了刑部尚书，你不要以为你就是国家公安部部长了，它只是意味着你可以享受同级的工资而已。

而宋朝真正的行政官衔是咱们要介绍的第二个，叫做职事官，比如三司使、知州、知县都是职事官；有了职事官，才有事情做，才拥有实实在在的政府权力。

而相对于庞大的宋朝官僚系统，职事官职位少得可怜，有的人终极一生没有拿到职事官，吃寄禄官工资一直到死。这里是真正的权力擂台，每空缺一个职事实职，就有几百个寄禄官像闻到血腥的鲨鱼般涌来，某地方志记载，某县令暴毙当日，驿站快马累死三匹——全是京城官员派来打探消息的家仆；京城里更是经常会有人在学士院和舍人院的门口探头探脑，别担心，这可能不是小偷，而是来人事部门打听消息的，看哪里出缺了，可能排得上队。

如果你有幸拿到了职事官位，也不要过于兴奋，因为赵匡胤为了防止你一直在一个地方干下去扎稳根基，极具创造性地在官位前加了“权、判、直、试”等前缀，意思是你只是暂时代理这个职位。有可能等你干了俩月刚刚适应环境，或者是领导看上其他什么人了，你随时就被调走了。

在此之外，第三个官衔叫“散官”，这是专门用来区分人身份的，在宋朝，什么等级的人一目了然。官员三品以上的穿紫色，四、五品的穿朱红色，六、七、八品的穿绿色，九品及以下的穿青色。

这样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身边这帮人都是什么等级的：眼前这个一脸谄媚的人穿个绿衣服，你就不想搭理他；前面那个一脸傲气的人穿个紫衣服，你要赶紧上前打个招呼。

第四个官衔叫“贴职”，这是个荣誉性官衔，包括侍制、大学士、直学士、学士等，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的，一般是皇帝赏给亲近大臣的，也是官员的骄傲。

其他的还有勋官、检校官、爵、食邑、祠禄官等名头，代表着阶层、待遇、名誉等。

一般来说，官员的寄禄官、职事官、品衔、贴职等名头都是相互对应的，什么样的官位就配什么样的待遇、加什么样的荣誉称呼；官员的职位越高，顶着的头衔就越多。比如说着名的史学大家司马光，其完整的官衔如下：端明殿学士（贴职）兼翰林侍读学士（经筵官）、朝散大夫（散官）、右谏议大夫（寄禄官）、充集贤殿修撰（馆职）、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职事官）、上柱国(勋官）、河内郡开国侯(爵）、食邑一千三百户（爵位封赏待遇）、食实封四百户（爵位实际待遇）、赐紫金鱼袋（荣誉赏赐）。

宋代官员们见面，那可就复杂了，要从贴职、职事官、寄禄官、散官一点点往下称呼。比如说你认识一个张姓官员，知道他的寄禄官是户部郎中。见了面，你拱手称呼他张郎中，人家立即就不高兴了；你一问才知道，人家刚刚拿到了职事官位，做了开封府少尹；你赶紧改口称呼张少尹，可人家还是不接你话茬，你再一问才知道，他刚刚被皇帝封了学士的贴职；你马上再改口喊人家张学士，这时候对方才开始搭理你。

在开封的晨曦中，穿着各色官袍的士大夫们穿行于朱雀大街，他们衣袂翻飞间织就一幅流动的官场浮世绘。紫衣者昂首阔步，朱袍者低眉垂首，青绿官服者踽踽独行——这不仅是品阶的视觉符号，更是一套精密运作的权力密码。当我们掀开大宋官制神秘的面纱，看到的不仅是繁复的品秩制度，更是一部浓缩着帝王心术与官僚博弈的政治哲学典籍。

第四步，设立皇城司。

这是宋代的特务机构，官兵均由皇帝亲自挑选，人数约六千余人，为了让皇城司不受外界干扰，赵匡胤规定皇城司不隶属于政府、军队，完全按照皇帝个人意志行事。

皇城司品级不高，最高长官皇城使为正四品，但是权力大得吓人。在赵匡胤的刻意扶持下，皇城司成了集侦查、缉捕、收监、刑讯、审判等于一身的专职特务机构，不仅负责保卫皇宫、警卫仪仗，而且负责探察各级官僚的贪腐问题，官员、将领的非公开活动和私下言论，以及对外谍报、民间舆情等等，无所不包。

赵匡胤经常派出皇城司人员到各地刺探情报，这些密探最有名的是史珪、石汉卿、周广。皇城司刚刚成立没多久，史珪、石汉卿等密探经过查访，发现殿前都虞候张琼在郊区买了个房子，偷偷收留了叛将李筠手下的几个人，张琼散朝后经常去找他们密谈到深夜。赵匡胤闻言震怒，张琼只得自杀谢罪。

有一次地方官员述职结束之后，赵匡胤在大殿上接见了部分考评为优的州官。其中一个南方来的官员，倏然扑在地上地向赵匡胤表达感恩，激动得泪如雨下，并且敬献万民书，说：“不是我们干得好，而是皇上施政纲领好，我们州里的老百姓都在称颂皇上。”

赵匡胤很高兴，告诉大家以后政策会越来越好。哪知道当天晚上，皇城司的人就来报告，说这个官员刚刚回到住处，就跟家里人兴奋地说：“皇帝佬儿被我唬住了，以后会重用我了。”赵匡胤当即下令，罢免此人官职，立即遣返回乡。

大臣们慢慢发现，他们下班后去了哪，和谁说了什么，赵匡胤都知道。据说礼部有个侍郎，晚上在自家院里伸个懒腰，刚一抬头就和房顶上的暗探对上眼了，那暗探冲他的诡秘一笑差点没让他把魂吓丢了。

到了后来，皇城司行事越来越离谱，民间百姓议论时政，也会面临牢狱之灾。宋神宗时期的一次君臣宴会上，皇帝手里的酒杯没有拿稳，酒洒在了衣服上，消息传到了民间，民间谣传“侧金盏”，说预示皇家要出孽子，于是，这帮皇城司密探立即开始了恐怖活动，发现有说“侧金盏”的就立即逮捕。

宋神宗变法以后，又派遣了很多密探去探查民间舆论，有村民私下闲谈说“杀了宰相王安石，农民才能不穷”。这些村民很快就被抓进了监狱。

封建皇权的威严和等级森严的管束，是会让人害怕，却不会让人产生最深层次的“恐惧”，因为那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危险，如同一只能看得见的老虎。但是皇城司能做到让人恐惧，这种未知的、神秘的、随时爆发的危险最可怕，能让你时刻胆战心惊、寝食难安。不管白天黑夜，不管你和谁在说什么话、干了什么事，你总是感觉后背发凉，有一双眼睛在死死盯着你。

所以史学家会说，特务机构的设立，增加了皇帝对各方各面渗透性的了解，也增强了臣民对皇权的敬畏。

综合来看，在王朝建立之初的大背景下，赵匡胤设计的这套官制是相对合理的。针对相权过重，他设计了中央分权管理模式；针对历朝的藩镇大乱，赵匡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矫枉过正改革；针对前朝老旧势力，他选用了相对温和的官衔制度改革，逐步进行替代；建立了特务机构，有效加强了中央集权。

赵匡胤本人就是一个喜欢创新的人，他发明了兵器盘龙棍，后来演化为双节棍，又发明了拳术《三十二式太祖长拳》；发明了官员手捧朝笏站着上朝，而之前的官员在朝廷上是有座位的，而且有茶水喝；发明了长翅膀的帽子，防止官员交头接耳。

他创立的每个制度，都有其实施之时的可行性，那就一定也会有时过境迁的必然淘汰。宋朝后来冗官冗员、机构运转不畅的困境，其原因更多要归结于皇位继承们没有及时变更适宜时代的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