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仍然是11世纪里最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那么在那个九百多年前大宋，问题到底出在哪？王安石到底该怎么变法才能成功呢？

这个话题实在是太深刻了，请允许我谦恭地把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家们都请出来，和王安石先生开个茶话会，一起讨论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启发。

今天到场的有名臣商鞅、张居正，还有一个亲自操刀变法的雍正皇帝，咱们就先请改革家的先师商鞅先生讲讲搞改革的感言，请大家鼓掌。

一脸肃穆的商鞅清了清嗓子：“刚刚开会之前啊，我们就在一起讨论了王安石的变法，一致认为，失败的原因就两个字——‘监督’。

制度是好的，一腔热忱的王安石初衷也是好的，但是一场缺少监督的变法就是镜花水月。不要指望官员都心怀天下、清心寡欲，后世有句话说得好‘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是你王安石’。人性是贪婪的，为了丁点大的个人利益，他们就会偷偷在你的国家机器上左挖一个螺丝、右卸一个轴承，一点点地掏空所有零件，最终会让这台巨大的机器停工运转。

以我的经验看来，要想做好监督，首先得有——‘人手’！你一定要寻找到一个自觉帮你监督的利益集团。

想当年，我变法时面临的形势那是非常之严峻，一方面是秦国的贵族占据了大量的爵位和土地，导致底层人民失去了上升的空间和动力，一方面是百姓户籍的七零八落，政府向他们征收赋税徭役的时候，经常连人影子都找不到。

指望单枪匹马去挑战整个世界是不行的，那我就要想办法把群众和朝廷做好利益绑定，把资源从大贵族大地主手里拿回来。

我分了三步，实现了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第一步是开放阡陌，鼓励种田。谁要是种田种得好，谁就能获得免税免徭役的资格、甚至能获得爵位。

一时间全国都掀起了种地的浪潮，为了申报种地数量和产量，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老实填报了自己的户籍人口，从而让政府彻底控制住了他们。

第二步就是军功授爵，打破阶层固化。建立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让人才充分流动起来，让寒门也可以出贵子，给予每一个人充分的人生逆袭机会。

我告诉士兵：想改变命运，想加官晋爵，想光耀家族，没有别的途径，只有一条——打仗，多砍敌人的头。在秦国军队中，敌军的人头就是硬通货，人头可以抵罪，人头可以抵徭役，人头可以换爵位，爵位就是‘身份+利益+权力’的综合载体。

十年后，当凭借军功、缴粮上台的新贵族站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和霸占大量国家资源的老贵族产生了矛盾，要从老贵族手里抢夺更多的利益的时候，我知道，那股支持变法的监督势力终于培育成了，我有‘人手’可用了。

于是在朝堂上，我宣布了变法的第三步，废除老贵族所有的特权，将他们占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把他们和新贵族平等对待。以前，老贵族们都对变法无动于衷，以为不关自己事情，直到此时他们才明白，变法最后开刀的就是他们。

以往趾高气扬的老贵族们接二连三来到我的府邸，低三下四恳求高抬贵手，哼，我要的是他们的臣服吗，不是，是整个老派贵族势力的土崩瓦解，暴力之下，大多数人选择了顺从，极少数敢于叫板的，立马被朝廷打得灰飞烟灭——在此期间，新贵族成了我最忠实的监督工具，他们眼睛死死地盯住了老贵族，让这些人没有机会去瞒报土地和资产；就这样，大量的资源被拿了回来，用于重新去分配。

至此，整个秦国、全体秦国人都成了秦王的工具。我告诉秦王，要想踏踏实实坐稳王位，要想征服天下，就必须狠狠地压死国民，用严刑峻法慑服他们，用愚民政策控制他们，用繁重的赋税让他们困苦。总而言之，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活在烂泥窝里，淹不死也爬不起，他们要想努力地活下去，就只能踏踏实实跟着秦王走，跟着在战争中玩命。

这就是我的变法，充满了欺诈、胁迫与暴力，过程不是很美，但是它成功了。”

哎呀呀，好！商君说得太棒了，感谢商君的分享，现在请王安石发表一下听后感吧。

王安石叹了口气：“听了商君的话，我觉得变法就是一场战争，就得把自己阵营里的人搞得尽可能多多的，把对方阵营里的人尽量搞得少少的。自己是个小白，很多事情一开始就错了。

在整场熙宁变法中，一直是条例司在自说自话、独自应战。我们明明是在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不光始终没有得到来自基层的响应，居然还有群众经常来上访反对变法，到最后搞得民不聊生，负担还压在了百姓身上。

如果让我重来，我会用科举多多选拔底层士大夫，会多多选拔军事新贵，也会用考成法多多提拔中下级官员，以培养出我的一支监督官员的队伍。

另外，我会用免役法多为农民争取佣金，也会在改革中多分割大地主的土地流转给无田户，以此广泛发动起群众的力量，实现变法过程中的群众监督。”

嗯嗯，王相公，你刚刚的总结真的很好，已经领悟出来了改革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就是要统一战线争取人手搞监督的至理，而这也恰恰是你所主持的那场变法的软肋。

下面，再请明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先生发言。

张居正跷着二郎腿微微一笑：“我们的改革在王相公后面，所以我也是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

在我看来，要想做好监督，你得要——‘简单’，有便于去监督执行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