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新北城的街头，天色暗得发沉，像一锅烧焦了的墨水，一层乌云死死地压在头顶，仿佛要把整座城市挤碎。

冬天的风从街角灌进来，毫无征兆地钻进衣领，像一把把细碎的锈刀，贴着骨头刮。风卷起地上的塑料袋，横冲直撞，在空中翻滚挣扎，像无处安放的灵魂。

我低着头，一步一步走着，不带一丝声响，像个失魂的游鬼。

今晚，我什么也不想干。

不想吃饭，不想说话，不想睡觉。甚至连恨与悲伤，都疲惫得提不起来。

只是单纯地想走一走，走遍这座城里，所有曾经属于我的角落。就像一个即将赴死的囚徒，在行刑前，想把心里的那些“再见”都亲口说完。

哪怕只是最后一次。

第一站，是东城区的小吃街。

五年前，我在这里第一次跟着老六、阿宝他们学着“混社会”，端盘子、收桌子，为的不过是一顿热饭。

那时候，我们还住在郊区旧庙里，穿着寺庙里带下来的旧棉袍，在冷风里冻得直哆嗦。有人看不惯我们几个“半路出家的野和尚”，在后厨门口堵我，骂我是“叫花子”、“剃头贼”，还朝我头上扔烟灰缸。

我没吭声，只是笑着捡起掉在地上的馒头，拍了拍灰尘，照样塞进嘴里。

那时候的我，傻得可笑，也倔得可怜。

我站在小吃街的拐角，看着一排排热气腾腾的摊位，闻着烤肉、油条、麻辣烫的味道，鼻子突然一酸。

摊主换了，招牌换了，连街口那棵撑了几十年的老榕树也被砍掉了，换成一个电动车充电桩。

可我记得。

我记得第一次靠自己的手，挣到了两块钱小费，那天晚上，我们几个躲在街尾喝稀饭，稀饭里只有一点点咸菜，但我喝得像喝酒一样热烈，心里开心得像过年。

我蹲下来，摸了摸那块被无数脚步磨得发亮的青石板，低声道：

“那时候多傻啊……以为只要肯吃苦，什么都能换回来。”

风很冷，吹得眼睛发涩，像是有针扎进去。可我没眨眼，就那么看着街角那家冒着热气的粉摊，直到视线模糊。

我站起来，继续走。

第二站，是东郊的废弃操场。

那里，是我和庄婧第一次真正说话的地方。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风很轻，她丢下课本，坐在半破的看台上，喝着廉价的啤酒，裤脚卷到膝盖，说她想当个老师。

“教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她笑着说，“哪怕一辈子工资低得可怜。”

我笑她傻，她就气呼呼地朝我扔空罐头。

“你不懂，”她说，“有些人，是为了自己活着；有些人，是为了别人活着。”

我那时真不懂。

我那时候只想往上爬，想有钱，想脱离命运这口沼泽，哪还管什么教育、理想。

操场边的围栏早就塌了一半，草丛里堆着不知从哪来的破旧家具，像是一场没人打扫的告别。

我走到那片看台前，抬头看着灰扑扑的天空。上面没有星星，连月亮也不见了。

那时候的庄婧，笑容真好看啊。简单，干净，像冬日里一抹阳光，刚好洒在心上。

而我呢？

我已经很多年，再也没那样笑过。

我叹了口气，朝着看台深深鞠了一躬。

“对不起，”我在心里说，“我还是没能保护好你。”

然后转身离开。

第三站，是市中心那家二手书店。

五年前，我追着林若瑶的背影，不敢靠太近，只敢在她常去的书店门口徘徊。

那时的我，还穿着破旧僧衣，脚上是皱巴巴的布鞋。她站在柜台前翻《红楼梦》，我就站在隔壁书架，装作看《佛说无常经》。

我多希望她能转头看我一眼。

但又害怕真的对上她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