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来看，崇祯边军总披甲率常超50%，但铁甲率在11-44%间浮动，骑兵则基本确保铁甲。同时，臂手的配备似乎减少，可能仅限于镇标等亲兵。这种盔甲“轻量化”的倾向，其原因或关乎财政压力，或为战术选择，尚难断定。

由此可知，明朝不是布面铁甲防护力更好，能防止火枪射击，其实防护力铁札甲更胜一筹，只是因为造价低，所以布面铁甲流行了。

（二）后金（清）

《满文老档》为我们提供了后金（清）对其盔甲的分类视角，大致分为重甲（对应明甲）、轻甲（对应暗甲）和绵甲。镶黄旗汉人副将王子登曾向明朝夸耀后金拥有“明甲诸申（满洲人）两万，暗甲及守城诸申共八万”，此言不论数字真伪，至少透露出后金\/清的主力战兵，特别是满洲兵，普遍装备铁甲（明甲或暗甲）的重要信息。

更多证据证实了这一点。崇祯十六年逃回明朝的汉人描述，清军出征骑兵“每牛录（基本作战单位）挑披明甲达子十名、披暗甲达子二十名”，总数约两万余骑，他们所见的清军骑兵确实全部身着铁甲。朝鲜官员郑忠信也报告，后金最精锐的“别抄（即摆牙喇，皇帝或旗主的亲兵护卫）”穿着“水银甲”，这显然是指光亮的明甲，这也是我文中的亮甲鞑子，当时人都这么称呼。清朝入关后成书的《广阳杂记》则更清晰地说明了等级差异：“（八旗）马甲（普通骑兵）明盔暗甲，大摆呀喇明甲”。由此可见，摆牙喇作为精锐中的精锐，穿着明盔明甲，即“明甲达子”；而普通的八旗骑兵则披明盔暗甲，是“暗甲达子”。

清军同样也使用棉甲。康熙皇帝曾试穿并觉得“甚觉轻便”，但他随后要求在棉甲外“更加以一层铁叶”，这实际上是将棉甲改造成了类似暗甲的结构。这暗示了入关前的棉甲可能并无铁叶。天启三年，辽东抚臣张凤翼塘报中记载，逃回汉人称后金正在“制造九斤绵甲”，与明朝的“七斤棉甲”类似，这很可能指的是加厚、绗缝结实的纯棉质防寒护具，而非内嵌铁叶的复合甲。清军的棉甲主要配发给汉军和守城部队。

关于清军独特的“双甲”用法，也值得探讨。努尔哈赤曾下达一道看似矛盾的谕令，要求每牛录出甲兵百人，其中“黑营五十人”皆披甲，但又特别提到黑营携带15副绵甲。郑忠信提到后金有“两重甲”，即《满文老档》所描述的“先以重甲外披绵甲，盔外戴大厚棉帽者”。据此推测，那50名黑营兵可能本身披着铁甲（可能是明甲），另外携带了15副棉甲，作战时套在铁甲之外，形成“双甲”。这种套在铁甲外的棉甲，更可能是厚棉袄形态。郑忠信和《满文老档》都指出，双甲兵主要用于攻城、填壕等高风险任务，立于城下。然而，奇怪的是，“双甲兵”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努尔哈赤时代，到了皇太极时期便鲜有提及。

皇太极时代的攻城战例似乎印证了双甲的减少或淘汰。崇祯十五年清军攻打青州和高密，明朝记录显示，爬上城墙的清军是身披“明甲”的（如高密之战目击者称“明甲登陴者已七人矣”），而非无法看清内层盔甲的双甲兵。攻打济南时，被俘汉人也报告是“明盔明甲之贼从梯上城”。这表明，至少在皇太极时期，执行登城任务的精锐（很可能是摆牙喇）已不再普遍使用双甲，推测可能是因为双甲过于臃肿，妨碍了行动的灵活性。盔甲并非越重越好，合身与适度负重同样重要。

明朝档案中缴获清军盔甲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清军骑兵盔甲构成的更多细节。崇祯十三至十四年间的松山、石门、双树铺等战斗中，明军缴获了大量清军盔甲，包括各种铁盔（部分有金、银装饰）、绣有蟒纹的布面甲（即暗甲，如“绣蟒盔甲”、“蟒叚布甲”）、甲裙（多为布面，“布甲裙”）以及臂手。结合斩获首级与远超首级数的战马数量，可知这些战死者绝大多数是骑兵，且普遍披甲。这表明清军骑兵的标准装备是一整套防护，包括头盔、布面（暗）身甲、甲裙和臂手。

朝鲜方面的记录常区分后金的“长甲”与“短甲”，认为骑兵着长甲，步兵着短甲。所谓“长”，可能指骑兵配备的甲裙，或是指早期存在的一些整体较长的甲式。步兵为了行动便利，则往往省略甲裙，甲身也可能较短，《满洲实录》插图中亦可见无甲裙的短甲步兵形象。

至于清军骑兵盔甲的重量，1657年郑成功军队在罗源击败清军，缴获了“全身披挂是铁”的盔甲，称其“披挂全身穿带，不下三十筋（斤）”。这与明代“青面布甲”（暗甲）加上头盔、臂手后约三十明斤的重量相当。由此推断，清军骑兵普遍穿着的暗甲，其铁叶厚度可能也在1毫米左右，并未比明军同类盔甲特别沉重。

所以我文中很少提到身披三层重甲，你就是穿三件大棉袄，行动都费劲，何谈打仗，大部分这种说法都是文人的浪漫主义情怀，他们根本不懂打仗，只觉得越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