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出生

1982 年初，我结束了在东北电力学院的学习生涯，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沈阳电力学校，担任助教一职。

此时的我，心情格外激动，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然而，更让我欣喜若狂的是，我的爱人翁爱霞已经怀有身孕，我们即将迎来爱情的结晶。

这个消息让同事们都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纷纷打趣道：“杨庆柏啊，你可真是革命生产两不误啊！大学一毕业，孩子就要出生了，真是可喜可贺啊！”

听到同事们的祝福，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幸福。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成就，更是我们家庭的幸福时刻。

更令人欣喜若狂的是，就在我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学校竟然慷慨地分给了我一间房子！尽管这间屋子没有暖气，也没有煤气，甚至连下水道都没有，但它却拥有一项至关重要的设施——自来水！这对于当时的沈阳市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够在结婚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是许多同龄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而我，却如此幸运地实现了这个愿望，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无比兴奋呢？

这间房子虽然被学校称为“简易房”，但它对于我和我的新婚妻子来说，却是一个温馨的港湾，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起点。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住所，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见证，是我们爱情的栖息地。

五一前夕，翁爱霞的预产期到了，她的身体开始出现明显的临产征兆。随着时间的推移，临产的剧痛如潮水般不断袭来，让她痛苦不堪。而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完全失去了主意，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翁爱霞是个孤儿，从小就没有亲人在身边照顾。她的生活一直都很艰难，如今到了临产期，身边更是连个至亲的人都没有。我父母都还在上班，无法立刻赶来陪伴我们。而我的三个弟弟，还年轻，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那是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整个世界都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然而，翁爱霞的房间里却传来阵阵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我要死了，我不活了！”翁爱霞的声音充满了痛苦和绝望，仿佛她正在承受着无法忍受的折磨。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得六神无主，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担忧。我立刻意识到情况非常紧急，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我家住在操场西侧，而司机丛明的家则在操场东侧，同样是平房。尽管夜色已深，丛明一家可能早已熄灯入睡，但我顾不上那么多，毫不犹豫地冲出家门，径直朝着丛明家跑去。

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丛明家门前，心跳急速加快。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轻轻地敲起了他家的玻璃窗。

“咚咚咚……”急促的敲窗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突兀。随着我的敲击，丛明家的灯突然亮了起来，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丛明打开窗户，睡眼惺忪地看着我，显然对我的深夜到访感到十分诧异。我来不及解释，赶忙告诉他翁爱霞的情况。

丛明听后，二话不说，立刻说道：“你在家等我，我把车开到你家门前。”说完，他迅速穿好衣服，匆匆忙忙地出门去开车。

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丛明的车如同一道闪电般疾驰而来，稳稳地停在了我家门前。

我急忙扶着翁爱霞上了车，然后对丛明道了一声谢，便催促他赶紧开车前往第四医院。

车窗外的风景如同一幅模糊的画卷，飞速地向后倒退。我的心却始终悬在嗓子眼，焦虑地望着翁爱霞，希望她能坚持到医院。

终于，我们抵达了第四医院。我让丛明先回家休息，毕竟影响了他的睡眠。然后，我小心翼翼地扶着翁爱霞走进了妇产科。

医院妇产科的后半夜，原本应该是安静的时刻，但今夜却异常忙碌。走廊里，长条椅子上挤满了孕妇，她们或坐或躺，姿势各异，七仰八卧。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翁爱霞，穿过人群，终于来到了产室门口。

然而，还没等我喘口气，一名护士就快步走过来，毫不客气地将我撵了出去。她的语气有些生硬：“家属不能进产房，在外面等着吧。”我无奈地点点头，看着翁爱霞被护士带进了产室，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在产室外的长椅上焦急地等待着。突然，护士的声音再次响起：“翁爱霞家属！”我连忙站起身，快步走到护士面前。护士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来早了，还不能收住院呢。”

我一听，顿时如坠冰窖，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我沮丧地扶着翁爱霞，缓缓坐回长椅上，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奈。我们只能继续等待，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顺利住上院。

在那个八十年代的生育高峰期，医院里的孕妇数量多得惊人，简直是人满为患。我和翁爱霞只能在长条椅上苦苦等待，这漫长的等待让人感到无比煎熬。终于，到了第二天上午，我们终于又排队排到了妇产科的检查。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医生依然坚持不肯收翁爱霞住院。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感到十分无奈，但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于是，我赶紧跑到电话亭，拨通了住在附近的翁爱霞叔伯哥的电话，请求他帮忙借一辆车来接翁爱霞回家。

没过多久，叔伯哥就迅速赶到了医院。我小心翼翼地将翁爱霞搀扶到叔伯哥借来的手推车上，然后一起推着她前往叔伯哥家。他家离医院比较近，这样一来，如果翁爱霞有任何突发状况，就能立刻送她去医院。

在叔伯哥家待到夜里，翁爱霞的疼痛再次加剧，她痛苦不堪。我和叔伯哥见状，毫不犹豫地又用手推车将翁爱霞送回了医院。然而，经过检查后，医院还是不肯接收翁爱霞住院。

这次，我们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在长条椅上度过漫漫长夜了，也实在不好意思再去打扰叔伯哥全家。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用手推车把翁爱霞推回我们在沈阳电校的家。虽然路途有些遥远，但这似乎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我用手推车推着翁爱霞，从四院回到了家。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爸爸，向爸爸说明了情况。爸爸说：“你把翁爱霞送到八院吧，这里我认识医生。”很快，我找到丛明，他二话没说，又把翁爱霞送到了八院。那时的青年人，受革命传统教育，都讲阶级友爱，并立刻付诸行动，他救了翁爱霞的命。

在将翁爱霞安全送达八院之后，我感到如释重负，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已经连续三天两夜没有合眼了。身体和精神都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仿佛随时都可能倒下。

爸爸见到我这副模样，心疼不已，他坚持让我先回家休息，毕竟八院离工人村很近。我实在无法抵挡困意的侵袭，于是听从了爸爸的建议，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工人村的家。

一进家门，我便像被抽走了全身力气一样，扑倒在床上，瞬间进入了梦乡。这一觉睡得异常深沉，没有任何梦境的打扰，只有无尽的黑暗和宁静。

然而，第二天上午，一阵模糊的声音却将我从沉睡中唤醒。我努力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仍处于半梦半醒之间，那声音似乎是爸爸在说话，但我却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

我揉了揉眼睛，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这时，爸爸的声音再次传来：“翁爱霞生了，生个女孩。”这句话犹如一道闪电，瞬间穿透了我混沌的大脑，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完全清醒了过来。

来不及多想，我迅速穿上衣服，连鞋子都来不及系好，就像一阵风一样冲出家门，直奔八院。一路上，我的心跳急速加快，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翁爱霞的身影，以及她即将成为母亲的样子。

当我终于赶到产妇病房时，一眼就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翁爱霞。她的脸色苍白如纸，几乎奄奄一息，与另一位产妇挤在同一张狭小的病床上。我环顾四周，发现病房里几乎每张病床上都躺着两个孕妇，整个房间显得异常拥挤，让人感到有些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