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营的初步整顿让崇祯看到了一丝希望，但他深知，徒有兵卒而无利器，不过是沙滩上的堡垒。目光随即投向了负责军械生产与储备的兵仗局和军器局。这两个常年被视为油水丰厚却效率低下的衙门，必须彻底改造！

旨意连发，伴随着从抄家所得中拨出的专项银两，砸向了这两个积弊丛生的机构。兵仗局领命清点武库，将还能用的兵器登记入册，不堪用的废铜烂铁则整理出来准备回炉。军器局则被勒令加紧修复旧有兵甲，同时想方设法恢复火铳、火炮等关键武器的生产。

“银子拨下去，若无人监管，只怕十成里有八成要落入私囊。” 崇祯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在钱粮之后，他的“眼睛”也随之而至。东厂的精锐番役直接进驻军器局，从采买原料到监工督造，全程盯防，任何环节出现异常，立刻上报。至于兵仗局，虽属御马监辖下，但掌印太监方正化正奉命整练新军、掌控宫禁，分身乏术，其下属的管事太监们慑于方公公的威势以及皇帝近期对厂卫毫不掩饰的倚重，也不敢像从前那般上下其手，贪墨之风一时竟有所收敛。

明朝的贪腐，是深入骨髓的顽疾，连太祖朱元璋那般严刑峻法都未能根除，到了这末世，更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崇祯也正因此，才不得不倚重东厂、锦衣卫这些酷烈的手段，全面介入各项事务，期望能以毒攻毒，用猛药，祛沉疴。

随着东厂在王承恩的指挥下全面运转，京师百官切实感受到了这个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机构所带来的恐怖。东厂番役执行任务，往往不需要经过三法司的繁琐程序，甚至有时连一张正式的驾帖都没有，仅凭一块“东厂”腰牌，便如同手持尚方宝剑，可以直接登门锁拿官员，押入诏狱“细细审问”。一时间，朝官们人人自危，生怕一言不慎、一步踏错，就成了厂卫的下一个目标。那种“莫须有”的罪名，“先刑后审”的恐怖氛围，再次弥漫在京师上空，让人恍惚间以为，是那黑暗的正德、天启年间重现。

崇祯甚至在心中盘算，是否要效仿正德皇帝，将西厂、内行厂也一并恢复，组成“三厂一卫”的格局，将所有的监察权力都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彻底打碎东林党和文官集团对信息的垄断，实现真正的皇权独揽。“唯有如此，”他暗想，“或许才能在这危局中，杀出一条生路。”

王承恩指挥下的东厂行动效率惊人，不仅盯紧高官显贵，更开始大力肃清中下层官员中的无能与贪腐。不少尸位素餐、平日里只知吟风弄月、对本职事务一窍不通的官员被东厂番役“请”去问话。在东厂那令人胆寒的审讯手段下，这些所谓的“清流”丑态百出，有的连自己掌管的库房里有多少种火铳、刀枪如何保养都说不清楚，彻底暴露了整个官僚体系从上到下的腐朽与无能。

面对厂卫日益嚣张的气焰和皇帝越来越强硬的姿态，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在短暂的蛰伏和恐惧之后，终于开始酝酿反扑。

下一次的朝会上，便上演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许多平日里注重仪容的朝廷重臣，竟不约而同地换上了打着补丁的旧朝服，有的甚至在脸上、衣角处故意抹了些灰尘，一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试图营造出一种因“捐资助饷”而“家徒四壁、穷困潦倒”的假象，以此向皇帝施压，博取同情。更有如魏藻德者，还假惺惺地再次上前，表示愿意“尽最后之力”，再捐几百两银子，结果被崇祯面无表情地挥手斥退，连话都懒得和他说。这让原本想借此试探皇帝态度的群臣，更加捉摸不透。

就在这诡异的气氛中，都察院左都御史、东林党骨干光时亨排众而出，手持笏板，声情并茂地开始了对东厂的猛烈抨击：“启奏陛下！臣闻近日东厂番役横行无忌，滥用职权，多有罗织罪名、敲诈勒索、骚扰良民之举！京城内外，怨声载道，民心浮动！长此以往，国基动摇，后果不堪设想！东厂本乃阉党祸国之工具，实不应重开！恳请陛下明察秋毫，体恤民意，即刻罢黜厂卫，安抚臣民，以正视听，以固国本！”

他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仿佛真是为民请命的忠臣。话音一落，立刻有数十名官员出班附和，纷纷历数东厂和锦衣卫的“罪状”，一时间群情激愤，矛头直指皇帝倚重的厂卫，意图通过这种集体发难的方式，逼迫皇帝让步，撤销东厂。

崇祯端坐御座之上，冷眼旁观着这场拙劣的表演，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冰冷的讥讽。他耐着性子，等他们表演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

“光时亨！”

光时亨心中一凛，抬头看向皇帝，脸上还带着“义愤填膺”的表情。

“你说你体恤民情，为民请命？” 崇祯的语气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嘲弄，“那朕且问你，昨夜三更天，你在何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