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家口范永斗府邸那间密室里,当宣府右卫指挥使任纲提出“除掉高杰”这个一劳永逸的方案时,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在座的几位大蝗商,无不感到一股寒意。然而,范永斗的脸上,却看不出太多惊讶,反而像是在沉思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或许,他是想起了几年前,那位曾经权倾朝野、试图力挽狂澜的兵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杨嗣昌。
杨嗣昌,才华横溢,深受崇祯皇帝早期信任,力主“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剿寇战略,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然而,时运不济,加之朝中掣肘,最终功败垂成。崇祯十四年(1641年),襄阳、洛阳等重镇相继陷落于流寇之手,督师在外的杨嗣昌忧愤交加,最终病逝(一说自尽)于军中,落得个声誉扫地、死后仍被追责的凄惨下场。
他的死,在当时的朝廷引发了极其激烈的党争。东林党人几乎是幸灾乐祸,朝臣们纷纷落井下石,将其斥为“奸佞”、“误国”,恨不得将其鞭尸扬灰。唯有崇祯皇帝本人,在接到杨嗣昌的死讯时,流下了真切的眼泪,为失去这位虽有失误、却也曾殚精竭虑的臣子而悲痛。皇帝本意是要保全杨嗣昌的身后名,但朝中官员却依旧揪住其“失地”之罪不放,坚持要严厉追责,使得朝廷气氛一度紧张到了极点。
正如后来同样命运多舛的孙传庭所总结的那样:“朝臣必嫉有谋略之人!” 大明朝堂之上,派系倾轧,嫉贤妒能,早已成为一种难以根除的顽疾。有能力、敢担当的人,往往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范永斗此刻想起杨嗣昌的下场,心中或许更加坚定了必须不择手段自保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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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人,” 一直沉默的王大宇,此刻皱着眉头开口了,他看向任纲,“您方才说……除掉高杰?莫非……是想借流贼之手?” 他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安和反对。
任纲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呷了一口,并未直接回答,反而笑道:“高杰此人,悍勇有余,谋略不足,且刚愎自用。他若孤军深入宣府境内,遭遇些‘意外’,或是被流贼的游骑‘恰巧’碰上,丢了性命,似乎……也并非不可能?” 他这话,等于是默认了王大宇的猜测。
王大宇脸色一变,立刻摇头道:“不行!绝对不行!我等与关外通商,已是冒着杀头的风险!若再与流寇勾结,陷害朝廷命官,一旦败露,那便是万劫不复!此事,我王家绝不参与!”
范永斗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王老板倒是清高!可你那马行,每年卖给喀尔喀、察哈尔部落多少匹战马?其中有多少又转手流到了建奴手里?难道就比通敌资寇的罪名轻多少吗?!”
“你……你血口喷人!” 王大宇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反驳。
眼看内部就要先起纷争,另一位蝗商黄云发连忙出来打圆场:“哎呀,诸位!都什么时候了,还自己人吵起来?依我看,此事风险太大,不如……不如我们赶紧将家产细软,能转移的都转移到南边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旁边的靳良玉也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而坐在末位的田生兰则依旧抱着侥幸心理:“我看未必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京里那些大人们,哪个不喜欢银子?咱们再凑一笔重金送过去!我就不信,这天底下,还有银子摆不平的事!”
“糊涂!” 范永斗猛地一拍桌子,打断了众人的议论,脸上露出了不容置疑的决绝之色,“南迁?我们这么多家业,盘根错节,岂是说走就能走的?送银子?你们还没看清吗?这次皇帝是铁了心要拿我们开刀!送再多银子,也只是肉包子打狗!唯有任大人的计策,让高杰有来无回,死在宣府境内!这才是唯一能够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高杰前脚到张家口,我们后脚就得人头落地!”
在他的强势坚持和利害分析下,其他几位原本还有些犹豫的蝗商,最终也都被说服了。求生的欲望,压倒了对风险的恐惧。
“好!就按范大哥和任大人的意思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