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皇帝的一系列铁腕手段之下，京师内部的政治风暴似乎暂时平息，朝堂之上，只剩下恐惧和顺从。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可以高枕无忧。真正的威胁，始终来自外部。他将目光，投向了京师的东北方向——那片关乎帝国生死存亡的战略要地，蓟州镇。

按照皇帝的旨意，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正在蓟镇残破的防线上展开。数以万计的士兵和被征调的民夫，开始在大将的监督下，修复坍塌的城墙，挖掘加深壕沟，重建废弃的墩台。京营的部分兵马，以及新近整编、尚需锤炼的团营部队，也开始陆续向此地调动。一时间，蓟镇这片久经战火、几乎已被朝廷半放弃的土地上，呈现出一派大兴土木、军马往来不绝的景象。

要重整蓟镇，必先委任良将。崇祯皇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良乡、宣府两战中表现最为抢眼、忠勇可嘉的靖南伯黄得功。一纸诏令，黄得功被正式擢升为蓟州镇总兵官，并晋封为靖南侯！同时，他那位在黄村表现恭顺、在良乡也算“捡”了不少功劳的同僚唐通，亦被晋封为定西侯。皇帝就是要用这种不吝爵赏的方式，来激励武将，收拢军心。

黄得功受封蓟镇总兵后，立刻展现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他将其麾下那支战斗力最强、在宣府之战中斩杀阿巴泰的“虎山营”精锐，作为核心力量，开始大力整顿蓟镇防务。然而，现实的困难很快便摆在了面前：钱粮短缺，器械不足，甚至连修补城墙所需的砖石木料都难以筹集。

急报雪片般飞往京师。崇祯看着黄得功呈上的奏报，眉头紧锁。国库虽因抄家而有所充裕，但开销更大，处处都需要用钱！他沉思片刻，下达了一道在许多文官看来“有伤体统”、“破坏古迹”的旨意：“传谕蓟镇地方官府及黄得功：凡蓟镇境内，所有早已废弃、无人驻守之明代旧屯堡、烽火台，准其就地拆除！所得砖石、木料，一律用以修补长城关隘及营寨城池！不得有误！” 在生存面前，所谓的“古迹”，又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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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得功得了皇帝的全力支持和便宜行事之权，更是干劲十足，日夜督促军民，抢筑城池，加固关隘。然而，他这番“大兴土木”，很快便引来了朝中某些人的不满。

几名心怀怨恨的东林党御史，再次上疏弹劾，指责黄得功名为修筑边防，实则滥用民力，耗费钱粮，甚至“僭越”规制，所筑城池堡垒，有违朝廷定制，要求皇帝立刻下旨申斥，并派员查处。

崇祯看着这些弹劾奏章，心中冷笑。“又来了！这帮只知党同伐异、不顾国家安危的腐儒！” 他直接将奏章扔到一边，转而密令锦衣卫指挥使李若链：“派精干缇骑，秘密前往蓟镇，给朕查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阻挠黄得功修筑边防？！又是谁在散布谣言，非议朝廷命官？！”

锦衣卫的效率极高。很快，调查结果便摆在了崇祯的御案上。果然不出所料，弹劾黄得功的背后，正是几名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地方士绅和被贬官员在暗中捣鬼！他们或因自家田产被征用，或因不满黄得功的“武夫”作风，便勾结起来，试图借朝中言官之手，给黄得功制造麻烦！

更让崇祯震怒的是，锦衣卫在进一步深挖之后，竟查获了其中一名为首的、曾在朝中担任过侍郎的致仕官员陈名夏，与关外建奴暗中通信的罪证！信中言语暧昧，虽未直接涉及叛国，但其与敌酋互通声气、甚至可能泄露边防情报的行径，已是罪无可赦！

“好！好一个‘清流’！好一个‘致仕老臣’！” 崇祯气得浑身发抖，“国难当头，竟敢与建奴私通！简直是猪狗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