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场针对红军指挥层的大清洗，以其史无前例的规模和残酷性，在1937年骤然展开！

导火索，据说是一份由德国情报部门（可能是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转交）“巧妙”地送到斯大林手中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与德国军方秘密勾结、企图发动军事政变的“情报”（这份情报的真实性至今存疑，很可能是德国人的离间计，或者是斯大林早已想动手，只是借此为名）。

不管真假，本着宁可杀错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斯大林立刻抓住了这个“把柄”。1937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其他七位红军高级将领（包括方面军司令级别的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人），在没有任何公开审判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并以“叛国罪”、“间谍罪”、“参与反苏军事阴谋”等罪名，被迅速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图哈切夫斯基的被杀，仅仅是一个开始。紧接着，清洗的屠刀在红军内部疯狂挥舞，从元帅、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旅长，一直到团级甚至营级军官，成千上万的指挥员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审判、处决或送往古拉格。

这场清洗的规模有多大？咱们来看几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

元帅级别：当时苏联红军总共只有5位元帅，其中就有3位（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被处决！另外两位，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则是斯大林的铁杆亲信，自然安然无恙。

集团军\/方面军司令级别将官：15名中，有13名该级别的将领被清洗（包括处决、监禁或解职），几乎占到了当时该级别将官总数的90%以上！

军级指挥员（大致相当于上将）：57人中，有50人遭到清洗，比例高达87.7%！

师级指挥员（大致相当于中将）：186人中，有154人遭到清洗，比例为82.8%！

旅级指挥员（大致相当于少将）：406人中，有336人遭到清洗，比例也高达82.7%！

团级军官（包括政委在内）：据估计，有数千人遭到解职、监禁、流放或处决，至少有60%以上的团级指挥岗位被更换了新人。

总计：在整个大清洗期间，大约有3万5千名红军军官（从尉官到元帅）遭到清洗，这几乎占到了当时红军军官总人数的40%以上！有些资料甚至认为实际比例更高。

红军总参谋部的核心成员几乎被“团灭”，包括参谋长、作战部负责人等关键职位都经历了血腥的“大换血”。新兴的技术兵种，如空军、装甲兵、通信兵等的领导层和技术骨干，更是损失惨重，很多富有经验和创新精神的指挥员和工程师一夜之间“人间蒸发”，导致这些新兵种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技术断层和人才断档。

这场对红军指挥体系的“自毁长城”式的清洗，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大量富有实战经验和理论水平的优秀指挥员被无辜杀害，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虽然“政治可靠”（即对斯大林绝对忠诚）但军事才能平庸、缺乏经验的“速成”干部。红军的指挥效率、战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都遭到了严重削弱。军队内部弥漫着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易提出不同意见，只求自保。

斯大林通过这场血腥的“肃军”，确实清除了那些他认为“不可靠”或者可能挑战他权威的军事将领，进一步巩固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苏联国防力量的严重内伤。这种内伤的后果，在几年后爆发的苏芬战争和苏德战争初期，将以极其惨痛的方式暴露出来。

大清洗的恐怖，绝不仅仅局限于党政军的高层精英。它像一张无形的巨网，笼罩了苏联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普通干部和普通民众，都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血腥的漩涡。

斯大林充分利用了他手中掌控的秘密警察系统——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在全国各地大搞“肃反”运动。为了确保“清洗”的“效率”和“成果”，NKVd甚至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都设定了需要逮捕和处决的“敌人”的配额指标！

您没听错，就是“配额”！比如，某个省份、某个州、某个军区，上级会下达指令：你们这里必须查处出多少名“反革命分子”、多少名“间谍”、多少名“托派分子”……这简直是荒唐至极！“敌人”的数量，居然可以像生产钢材、煤炭一样，事先定好指标，然后按指标去“完成任务”！

这种“配额式”的恐怖，直接导致了无数无辜者的灾难。地方上的NKVd官员和党政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甚至为了邀功请赏，往往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们开始疯狂地搜罗所谓的“敌人”，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就只能扩大化，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无限上纲上线，甚至直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一时间，整个苏联社会陷入了极度的猜忌、恐惧和疯狂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荡然无存。邻居可能会因为一点小摩擦而举报你“收听敌台”；同事可能会因为嫉妒你的职位而诬陷你“发表反动言论”；甚至在家庭内部，夫妻反目、父子相残的人间悲剧也时有发生。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白天喊口号，晚上写交代”的恐怖氛围之下。

被捕者往往不经过任何正式的、公正的审判（很多时候就是由NKVd的“三人小组”秘密决定），就被扣上各种骇人听闻的罪名，判处重刑。其中一部分人被直接枪决，而更多的人，则被塞进闷罐火车，押送到西伯利亚、远东和极北地区的那些人间地狱——古拉格劳改营，去充当无偿的苦役。

根据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数据，仅在1937年至1938年这个大清洗的高峰期，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就高达约68万1千人！另有大约130万人被关进了劳改营或被流放。 而在整个1930年代的大清洗期间，因为各种原因（处决、死于劳改营、饥荒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据不同历史学家的估算，从数百万到上千万不等。这是一个多么惊人、多么惨痛的数字！

对于中下层党政干部的清洗，也同样触目惊心。到1938年，全国15个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中，竟然有13人被枪决或逮捕后失踪！ 各个州、边疆区的党组织领导层也基本被“一锅端”，像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的书记们几乎是“全军覆没”。

这种“干部体系的极端不稳定性”，被当时的人们无奈地戏称为：“三个月前是县党委书记，三个月后当了部长，再过三个月就进了监狱。” 据说，在清洗的高峰期，苏联每年有超过30万名官员、企业职工被撤换或逮捕。这导致整个党政系统陷入极度的恐慌和瘫痪，人人不敢负责，不敢作为，只求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即便是普通的共产党员，也难逃厄运。据统计，从1936年到1939年，在当时大约300万苏联共产党员中，就有约80万人因为各种原因被“清除出党”或者直接被逮捕。原因五花八门：可能仅仅是因为你曾经与某个被打成“托派”或“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人有过组织关系；可能仅仅是因为你在某个会议上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或者对某个政策表示了一点点怀疑；甚至可能仅仅是因为你的某个亲戚或朋友“出了问题”，你也会受到“株连”。

经过这场持续数年、如同“内部战争”一般残酷的“大扫除”，苏联社会在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之后，终于被恐怖所“征服”了。斯大林通过消灭所有现实的或臆想中的敌人，清除了党内任何可能存在的反对声音和不同派别，将整个国家机器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中，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度集权的个人独裁统治。

在一片血雨腥风和万马齐喑的恐怖氛围中，对斯大林个人的崇拜，却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近乎疯狂的顶峰。

官方的宣传机器马力全开，将斯大林描绘成无所不能、永远正确的“伟大舵手”、“各族人民的慈父”、“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最伟大的天才”、“当代列宁”……各种肉麻的颂扬之词雪片般飞来，简直要把他捧上神坛。

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城市（比如察里津改名斯大林格勒，顿涅茨克改名斯大林诺）、工厂、集体农庄、街道、山峰……他的雕像和肖像，遍布苏联的每一个角落，从机关学校到工厂农村，无处不在。他的着作（很多是别人代笔或者经过精心修改的）被奉为“经典”，要求人人学习，深刻领会。每一次会议，每一次集会，都必须以高呼“斯大林乌拉！”（斯大林万岁！）开始和结束。

这种铺天盖地的个人崇拜，一方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维护社会“稳定”（高压下的稳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彻底压制了不同意见，使得整个国家的决策都系于斯大林一人之手，为日后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埋下了隐患。

而在那光鲜亮丽的“领袖崇拜”背后，是无数破碎的家庭，是数百万无辜的冤魂，是整个民族心灵深处难以愈合的创伤。斯大林用恐怖和残忍的手段建立起了他的“红色帝国”，也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难以驱散的阴影。

大清洗的风暴，到1938年底、1939年初，总算是渐渐平息了下来（或者说，从大规模的公开镇压转向了更隐蔽的、常规化的控制）。斯大林环顾四周，那些曾经的“战友”和“对手”们，要么已经化为冢中枯骨，要么就在古拉格的冰天雪地里苟延残喘。他终于可以安心地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上，享受那至高无上的权力了。

但是，就在他刚刚“打扫干净屋子”，准备集中精力应对日益险恶的国际局势的时候，一场看似不起眼、却将对苏联红军的真实战力进行一次残酷检验的“小麻烦”，却在苏联的西北边境悄然降临了。那个倔强的北欧小国芬兰，似乎并不打算乖乖地听从“老大哥”的安排……而刚刚经历过血腥清洗、指挥层元气大伤的苏联红军，又将在冰天雪地中，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