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失去退路，陷入绝境：马尼拉的陷落，也使得大量未能及时撤往巴丹半岛的美军后勤人员、文职官员、以及不愿接受日本统治的菲律宾平民，失去了最后的退路，成为了日军的俘虏或占领下的顺民。

然而，就在这“和平解放”的表象之下，日本侵略者残暴的本性，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日军在占领马尼拉和菲律宾其他地区后，立刻就开始了针对当地抗日分子、华侨以及普通平民的搜捕、迫害和屠杀。大量的美国和菲律宾战俘，也被集中起来，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关押。这一切，都为日后那场惨绝人寰的“巴丹死亡行军”，埋下了伏笔。

巴丹半岛坚守战——麦克阿瑟的悲壮与背影

将主力部队撤往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进行持久抵抗，这是麦克阿瑟在吕宋岛战局急转直下之后，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

巴丹半岛，位于吕宋岛西南部，像一只螃蟹的巨螯一样，与南边的科雷希多岛要塞共同扼守着马尼拉湾的入口。这里地形复杂，多山林，道路稀少，易守难攻，确实是一个进行持久防御的理想场所。

退守到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的美菲联军，总兵力大约还有七八万人（其中美军约一万五千人，其余为菲律宾士兵）。他们依托着半岛上预设的（虽然并不完善）防御工事和科雷希多岛上坚固的海岸炮台，准备与数倍于己的日军，进行一场实力悬殊、也注定没有希望的困兽之斗。

战斗从1942年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初，打得异常艰苦和惨烈。

粮弹不足，补给断绝：由于撤退仓促，美菲联军携带的粮食、弹药和药品都非常有限。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外部的补给也根本无法运进来（美国海军在珍珠港事件后，早已自顾不暇，根本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救援和补给行动）。士兵们每天只能领到极少量的口粮（主要是大米和罐头鱼），很多人都饿得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弹药也越打越少，很多炮兵阵地最后甚至连炮弹都打光了。

疾病肆虐，非战斗减员严重：巴丹半岛地处热带，气候湿热，蚊虫滋生。在缺乏药品和卫生条件极差的情况下，疟疾、痢疾、脚气病、坏血病等各种热带疾病，像瘟疫一样在守军中迅速蔓延开来。营养不良和疾病的折磨，使得大量的士兵失去了战斗力，非战斗减员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战斗伤亡的人数。

菲军与美军士气崩溃，内部分裂：在饥饿、疾病、绝望和日军持续不断的炮击轰炸的多重压力下，美菲联军的士气，不可避免地开始崩溃。很多菲律宾士兵，因为思念家乡，或者对抵抗前途彻底失去信心，开始出现逃亡、哗变甚至向日军投降的情况。美军士兵虽然纪律相对较好，但在这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绝境中，也普遍弥漫着悲观和绝望的情绪。

就在巴丹半岛的抵抗已经濒临极限、全军覆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1942年3月，麦克阿瑟接到了来自华盛顿的、罗斯福总统亲自下达的死命令——要求他立刻离开菲律宾，前往澳大利亚，组织和指挥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盟军作战！

罗斯福总统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麦克阿瑟作为当时美国军界声望最高的将领之一，不能让他跟巴丹守军一起玉石俱焚，他的军事才能和指挥经验，对未来的反攻至关重要；二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看，让这位“远东英雄”成功突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鼓舞盟国的士气，抵消菲律宾失陷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一旦这位四星将军被日本俘虏，那政治影响可就太大了，这是美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承受的。

麦克阿瑟本人，虽然一百个不情愿离开他那些正在与他并肩作战、即将陷入绝境的部下，但军令如山，他也不得不服从。1942年3月11日夜，麦克阿瑟带着他的家人和少数核心参谋人员，在夜色的掩护下，乘坐着几艘鱼雷快艇，悄悄地从科雷希多岛撤离，历经艰险，最终成功抵达了澳大利亚。

在离开菲律宾前，麦克阿瑟向留守的部下和菲律宾人民，发表了他那句后来流传千古、也充满了争议的着名誓言：“I shall return!”（我还会回来的！）

当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听到麦克阿瑟这句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誓言时，眉头微微一皱，似乎对这个“I”（我）字不太满意，他可能觉得，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时刻，更应该强调的是“we”（我们）的力量。但麦克阿瑟可不管这个，坚持强调“我还会回来的”。

对麦克阿瑟而言，菲律宾的失守不只是美军的战略失败，更像是一场强加于他个人身上的屈辱。他已经把这场战争，从国家之间的对抗，转化成了他与日本之间的私人恩怨。从这段话就能看出，麦克阿瑟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荣誉感强烈且情绪浓烈的将军。麦克阿瑟对菲律宾的执念，并不只是一次性情绪反应，而是逐渐演变为长期影响其战略判断的心理重心。他将“重返菲律宾”视为一场必须亲手完成的复仇与救赎，这种私人恩怨深深嵌入了他此后几乎所有的战略决策中，从战区选择到资源争夺，甚至不惜与海军和联合参谋部反复拉锯。他不是单纯在打仗，而是在用战争为自己洗刷那段被迫撤离的耻辱。

但无论如何，麦克阿瑟的这句誓言，确实也给那些被他“抛弃”在菲律宾的数万盟军将士和苦难中的菲律宾人民，留下了一丝渺茫的希望和精神上的寄托。

麦克阿瑟走了，把指挥权交给了乔纳森·温莱特中将。但留给温莱特和那十多万饥饿、疲惫、疾病缠身、弹尽粮绝的美菲联军将士的，只有无尽的绝望和即将到来的、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

麦克阿瑟撤离后不到一个月，1942年4月9日，坚守在巴丹半岛的约7万5千名美菲联军（其中美军约1万2千人），在指挥官爱德华·金少将的率领下，被迫向日军投降。这是美国军事历史上，一次性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

紧接着，5月6日，在经历了日军持续数周的猛烈炮击和轰炸之后，坚守在科雷希多岛“石头炮台”上的最后一万多名美菲联军，在温莱特中将的指挥下，也放下了武器，向日军投降。

至此，盟军在菲律宾有组织的抵抗，基本宣告结束。日本，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日军在整个菲律宾战役中伤亡约1万2千人），成功地占领了这个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将美国的势力彻底赶出了西太平洋的核心区域。太平洋战争的“正门”，就这样，被日本人狠狠地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对巴丹半岛投降的约名盟军士兵（其中包括大约名美军与超过名菲律宾军人）来说，举白旗并没有结束战争带来的苦难，反而迎来了另一段更加残酷的生死考验——“巴丹死亡行军”。

自1942年4月9日起，日军强迫这些早已饥饿、患病、极度虚弱的战俘，徒步穿越超过100公里，从马里韦莱斯出发，沿着崎岖炙热的道路，一路押送至塔尔拉克省的奥唐奈集中营。整段行军过程持续6到10天不等，条件极端恶劣：

战俘在高温下缺水缺食，每日仅有极少量口粮；

路途中禁止休息，许多人在烈日与脱水中倒毙；

任何掉队、跌倒或无法行走者，往往被日军当场枪杀、刺刀捅死或活埋；

一些日军士兵甚至以战俘为靶子练习刺杀，或用卡车碾压；

据幸存者与战后调查估计，至少有6000至名战俘在这场行军中丧生，准确数字至今仍无定论，但死亡率极高，尤其是菲律宾籍士兵伤亡最重。

这场惨绝人寰的暴行，震惊了全世界，也成为战后审判的重要罪证之一。

战争结束后，巴丹行军的主导者之一、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被美军逮捕并引渡至菲律宾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审判中，本间虽坚称自己并未下达虐待命令，并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但法庭认为他作为高级指挥官，应负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

最终，他被判处战犯罪名成立，于1946年4月3日执行枪决。

此外，还有多名日军军官因对战俘虐待、杀害行为被判刑或处决，“指挥官应对下属暴行负责”的原则（即“指挥官责任”）也成为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中的重要司法先例。

直到战争结束，许多从奥唐奈集中营被转送到其他劳工营的战俘仍继续承受苦难——饥饿、疾病、强迫劳役、远送日本矿山与工厂的“地狱船运输”，成千上万的人再也没能回家。

据统计，名被俘战俘中，最终活着回国的美军不到一半。而菲律宾战俘的生还比例则更低，其中很多人战后长期生活在身心创伤中。

今天，美国与菲律宾均设有“巴丹行军纪念碑”和博物馆。每年4月，美国还会举行“纪念死亡行军”，以缅怀那段黑暗中的英勇与苦难。

至于带头投降的爱德华·金将军本人也沦为战俘，被日军关押在多个战俘营，直到战争结束。虽然按照美军军规，他的擅自投降可能构成军事渎职，但战后美军并未追究他的责任。相反，许多战俘与历史学者认为，他的决定拯救了数万人的性命，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负责任行为。

爱德华·金将军于战后继续服役，并于1950年以少将军衔退役。他晚年低调生活，于1958年去世，后人普遍称他为“选择活人回家的将军”。

菲律宾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溃败，更是一场象征意义极重的战略崩塌。它让美国失去了在亚洲最重要的前沿基地，也摧毁了罗斯福原本想以菲律宾为“样板间”推广的新秩序设想。

在日军“南下战略”的狂潮中，菲律宾沦陷成为日本帝国扩张的高光时刻之一，但这场胜利背后，隐藏的是补给线拉长、占领成本激增的沉重代价。

而在这片焦土与耻辱之上，一个身影悄然远去——麦克阿瑟，他留下的那句“我还会回来的”，将成为日后太平洋战场上最响亮的承诺。

然而，日本对美国的打击远未收手。就在菲律宾鏖战正酣之际，在泰国的西边缅甸，中国军人谱写了一段热血与悲壮交织的史诗。一条名叫“滇缅公路”的狭窄山道，成了中国与世界最后的血脉联系，而在那片丛林密布、瘴气弥漫的异国土地上，一支身负国仇家恨的中国军队，不远万里奔赴战场，与盟军并肩作战，试图挡住日本南进的铁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