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丘吉尔是下了死命令，图卜鲁格，绝对不能丢！不仅不能丢，还要想办法解围！他急于在北非战场上打一个翻身仗，取得一场看得见的胜利，来稳定国内的民心，也向正在隔岸观火的美国盟友证明，大英帝国还有能力继续战斗下去，值得他们提供更多的援助。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丘吉尔首先做的，就是“换帅”！他觉得，之前担任中东英军总司令的韦维尔将军，虽然经验丰富，但也过于谨慎保守，缺乏那种敢于冒险、主动出击的“进攻精神”。于是，在1941年7月，丘吉尔力排众议，任命了另一位他更看好的将军——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接替韦维尔，出任新的中东英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包括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等地区在内的所有英军部队。

奥金莱克这位新官一上任，立刻就展现出了与前任截然不同的指挥风格。他不像韦维尔那样强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是更倾向于“积极防御、主动进攻”。他认为，要想在北非打败隆美尔，光靠死守是不行的，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反攻，才能彻底扭转战局。

于是，从1941年夏天开始，英军就在埃及的开罗、亚历山大港等地，秘密地进行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和物资储备。从英国本土、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等各个英联邦国家调来的新的师团、新的坦克（包括一些刚刚从美国运来的m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和“十字军”巡航坦克）、新的飞机、以及堆积如山的各种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埃及。英国第八集团军，在奥金莱克的亲自督导下，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做着最后的准备。

与此同时，英国的情报部门（特别是设在布莱切利园的密码破译中心），也没闲着。他们通过破译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已经能够或多或少地掌握德军在北非的兵力部署、后勤状况甚至是一些作战意图。虽然隆美尔本人也因为其狡猾多变和不按常理出牌的指挥风格，给英军的情报分析制造了不少麻烦（比如他经常亲自到前线指挥，不通过无线电下达命令，或者故意散布假情报），但总的来说，英军在情报方面，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贝迪安情报小组”的传奇故事。这个由一名名叫埃尔默·贝迪安的匈牙利犹太裔英国情报官领导的小组，在开罗活动，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策反德军内部人员、分析缴获的文件等），成功地获取了大量关于德军在北非行动的绝密情报，为盟军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虽然这个小组的具体贡献在当时是高度机密的，但其作用不容小觑。

隆美尔虽然也察觉到当面之敌英军的兵力在不断增强，调动也日益频繁，但他可能还是低估了英国人发动大规模反攻的决心和准备程度。他可能觉得，英国人也就是想在图卜鲁格周边搞点小动作，袭扰一下他的补给线，或者最多也就是发动一次规模有限的解围行动而已，根本没想到奥金莱克和丘吉尔，正在憋着一个更大的“招”，准备把他连同他的非洲军团，一口气赶回的黎波里去！

围而未解：图卜鲁格陷入拉锯

在英军大规模反攻“十字军行动”正式登场之前，图卜鲁格的围城战，已经进入了一种残酷而又单调的拉锯状态。

英军守军（主要是顽强的澳大利亚第九师）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多次组织小规模的突击部队，利用夜暗或沙尘暴的掩护，向包围他们的德意联军阵地发动袭扰性的反击，试图破坏敌人的攻城准备，或者接应从海上秘密运送进来的一点点补给（英国海军也一直在尝试用潜艇和快速驱逐舰，在夜间冒险向图卜鲁格运送人员和物资，但风险极大，损失也不小）。这些反击虽然大多没能取得太大的战果，但也确实给德意联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牵制了他们大量的兵力，使得隆美尔无法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进攻埃及的准备之中。从这个角度看，图卜鲁格的坚守，在战略上是成功的，它像一颗钉子一样，牢牢地吸引和消耗着德军在北非的有限力量。

隆美尔当然也不甘心就这么被一座小小的港口城市给拖住。他也曾几次组织兵力，试图对图卜鲁格发动猛攻，希望能一举将其拿下。比如在1941年5月，他就策划并发动了一次代号为“蝎子行动”（也有翻译为“斯库拉行动”）的攻坚作战，动用了他手中最精锐的装甲部队和炮兵，对图卜鲁格的防御外围发动了猛烈攻击。但结果呢？还是在澳大利亚守军顽强的抵抗和密集的雷区面前，撞得是头破血流，损失了不少坦克和人员，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几次强攻不成，隆美尔也只能暂时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念头，双方开始在图卜鲁格周边，陷入了一种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那种残酷的“沙漠堑壕战”。战线犬牙交错，双方都挖掘了大量的战壕、地堡和火力点，布设了密密麻麻的雷区和铁丝网。白天，双方的炮兵互相轰击，狙击手在暗中较量；夜晚，巡逻队和突击队则在“无人区”进行着小规模的渗透和袭扰。

战场的环境，更是艰苦到了极点。北非沙漠的夏天，白天的气温能高达四五十摄氏度，坦克车体烫得能煎鸡蛋。士兵们挤在闷热狭窄的战壕里，不仅要忍受酷热和缺水的折磨，还要时刻提防着那些无孔不入的苍蝇、蚊子和沙蚤。沙尘暴一来，更是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很多士兵都患上了沙眼、痢疾、皮肤病等各种“沙漠病”，非战斗减员也相当严重。

后勤补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英军守在图卜鲁格城里，虽然能得到一些来自海上的零星补给，但也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围城的德意联军呢？他们的补给线拉得更长，更脆弱。从的黎波里或班加西运往前线的油料、弹药、粮食和饮用水，不仅要克服沙漠中恶劣的道路条件，还要时刻提防着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和“沙漠老鼠”们的袭扰。那些负责运输的卡车司机们，简直就是在用生命在开车，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颗炸弹就会从天而降，或者一发炮弹就会在身边爆炸，把他们连人带车一起送上西天。沙漠里，经常可以看到被炸毁的补给车队残骸，燃烧的油桶，散落的弹药箱，以及那些永远也等不到水的、干瘪的尸体……那景象，触目惊心。

面对图卜鲁格这块“啃不动的骨头”，隆美尔也开始琢磨着新的对策。他意识到，光靠正面围攻，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取得突破。于是，他开始将一部分注意力，转向了图卜鲁格的东面，也就是埃及边境的方向。他计划着，在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之后，可以尝试绕过图卜鲁格这个坚固的支撑点，直接向东，从埃及边境地区，对正在那里集结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主力，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迂回包抄，试图在野战中歼灭英军主力，从而彻底解决图卜鲁格的威胁，并为下一步进攻埃及腹地，打开通道。

帝国的坚持：从堡垒到象征

图卜鲁格，这座在沙漠风沙中顽强坚守的港口城市，其意义，早已超越了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象征，一个代表着大英帝国在最困难的时刻，依然能够坚持抵抗、永不屈服的精神象征。

英国国内的媒体和宣传机器，更是将图卜鲁格的保卫战，描绘成了一场现代版的“温泉关之战”。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守军的英雄事迹，称他们为“沙漠中的斯巴达勇士”，“北非的斯大林格勒”（虽然那时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没开始，但这种比喻已经能看出其重要性了）。澳大利亚第九师的官兵们，更是因为其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惊人韧性和顽强斗志，被誉为“沙漠钢铁墙”。这些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处在战争阴影下的英国本土和整个英联邦国家的民心士气。

而对于围城的德意联军来说，图卜鲁格久攻不下，也成了一个让他们既头疼又恼火的“心理包袱”。隆美尔虽然嘴上不承认，但他心里也清楚，这座小小的港口，已经成了他“沙漠之狐”神话上的一道不大不小的“污点”。他也在利用各种心理战术，比如通过传单、广播等方式，向城内守军进行劝降，试图瓦解他们的抵抗意志，宣称“抵抗是徒劳的，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但图卜鲁格的“老鼠”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给了他最响亮的回答。

时间，在残酷的围困和焦灼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流逝。转眼间，就来到了1941年的11月中旬。

北非的沙漠，虽然依旧炎热，但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起一丝大战来临前的紧张气息。

英国第八集团军，在奥金莱克将军的指挥下，经过数月的秘密集结和精心准备，其大规模反攻作战——代号“十字军行动”——已经箭在弦上，即将发动！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解围图卜鲁格，更是要一举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赶出整个昔兰尼加，甚至将其彻底消灭在利比亚的沙漠之中！

而隆美尔呢？虽然也察觉到当面之敌的异动，但他可能仍然低估了英军反攻的规模和决心。他可能还在琢磨着，如何才能拔掉图卜鲁格这颗钉子，或者如何才能在埃及边境地区，给英国人再来一次漂亮的“侧翼迂回”。他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一场更大规模的、由英军主动发起的战略反攻，即将像一场真正的“十字军东征”一样，席卷而来，将整个北非战场的命运，再次推向一个充满未知和变数的“十字路口”。

图卜鲁格，这座被围困了八个多月的沙漠堡垒，它不仅仅是一场耐力赛的终点，更是一场关乎双方战略认知和战争意志的较量。谁能更准确地判断形势？谁能更有效地调动和运用手中的力量？谁又能在这片残酷的沙漠棋盘上，最终掌控那决定胜负的“十字路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