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这一个月的刑案密度，比去年同期多了将近三成。”林卿站在刑警队会议室的白板前，目光扫过满满一墙的案情资料。

“家庭内部矛盾、情感引发的冲突案显着上升。你看这几起——妻子杀夫、情人投毒、未婚同居关系引发重伤……”她话音顿了顿，瞥向角落沉默的程望，“宛青的案子，不是个例，它只是早到了。”

“是不是有共性？”副队长段维抬眼，声音带着压抑的疲惫。

林卿点头：“都是情感关系不对等、个体心理承载极限被突破，在极端情绪下做出的‘临界性决策’。”

“情绪爆裂点越来越低，是因为现代人太焦虑。”法医郑漓接话，“但焦虑不是借口。多数施害者其实是有能力选择不做的，只是他们知道，那个瞬间失控，‘成本’往往由别人承担。”

“被推下去的那个人，没人问她之前经历了什么。”段维低声。

程望缓缓合上资料本：“有时候，杀人的动机不是仇，不是利，而是长时间的‘轻视’和‘消耗’。”

他说话一如既往简短，却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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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结之后，江州市公安局启动了对**“非正常死亡”数据复核**的专项行动。

这项工作起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直到某份内部统计资料在媒体上被匿名披露，公众才第一次意识到：

过去三年中，江州市范围内有19起女性自杀案件，最终都未立刑案——但这些自杀者中，有8人存在稳定但“模糊不明”的亲密关系，且生前有情绪崩溃、反复求助、曾写下绝望言辞等行为。

“我们或许遗漏了某些可以被预防的悲剧。”林卿站在资料堆前，自言自语。

程望没有说话。他正调阅其中一起案子的初查笔录。

——案发于去年冬天，一名二十八岁的自由职业者在出租屋中自缢身亡，遗书中写道：“我已经努力了，是不是该我下场了？”

那时，警方查明其未遭暴力，无他人入室痕迹，排除他杀，结案为自杀。

但如今重新审视，程望注意到两处细节：

一、死者手机中与某男性通话记录密集集中于事发前一周，之后骤然中断。

二、尸检报告中显示，死者左侧肩膀有旧淤痕，未被当时作为关键证据处理。

“再访她的朋友。”程望交代道，“我要知道，那一周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并不想轻率地将每起女性死亡与“情感因素”挂钩，但这起案件中，某种“缺失的证据感”始终让他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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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日后，林卿带着回访材料返回。

“死者朋友说，那段时间她情绪波动很大，曾多次提到‘他说要带我去见父母’，但又反复失约。最后一次联系，她只说了一句‘我被骗了’。”

程望靠在椅子背上，双指缓缓敲击桌面。

“她以为自己有了身份、有了承诺，结果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林卿把照片摊在桌上，“手机里那个‘阿岩’，我们查到了，是个有家室的地产中介，已经调走，现居云南。”

程望点了点头，眼神微沉。

“我们要给她一个结论。”他说。

“即使不能立案，也不能让她死得像从没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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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李宛青案在网络上的持续热度，促使江州警局刑侦部门设立了一个专题小组，名为“亲密关系暴力研究行动组”。

行动组第一阶段任务：梳理过往五年内所有因“感情问题”而自杀、自残、冲突致死的非刑案线索。

这是程望主动提出的。

他知道，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事。大多数案件早已“结案”，重新审查既增加警力负担，又可能陷入无法定性和责任溯源的争议。

但他执意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