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周时间，《当代》从一开始的不温不火，到如今的销量暴增，全都靠着《芳华》在读者中的爆火。

《芳华》收获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关于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也成为报纸和评论家们评论的焦点。

《人民日报》文艺版。

着名文艺评论家李红旗发表文章——《战火中的青春之歌——评〈芳华〉的崇高美学价值》。

“这部作品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和平年代青年军人向战斗英雄蜕变的心灵史。宫雪等文艺兵从“舞台表演”到“握钢枪”的转变，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在新时代的传承。作者巧妙运用“未完成歌曲”与“家书遗物”等意象，使个体命运与国家叙事水乳交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突破了以往“文工团=战场配角”的刻板印象，通过“拒绝撤离”这一关键情节，彰显了当代军人“人人都是战士”的思想觉悟。

林丁丁的红烧肉思念与刘峰的资助名单，更是将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落到了实处。这种“大时代与小人物”的辩证书写，继承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优良传统，又赋予其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内涵。”

《文艺报》专题评论员王雪梅发表评论文章——《论〈芳华〉的悲剧美学建构》。

她在文章中是这么评论这部小说的，“（芳华）作品的突破性在于将“美的毁灭”过程转化为精神升华的仪式。文工团成员作为艺术美的载体，在炮火中坚持演出时，已经完成了从“表演英雄”到“成为英雄”的质变。

作者采用三重对照手法：第一是和平环境与战争场景的时空对照；第二是艺术创作与战场实践的虚实对照；最后则是女性柔美比如宫雪的舞蹈与战争刚烈的气质对照。

这种对照在集体牺牲时达到高潮，使悲剧效果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笔记本、家书等“物证式叙事”的运用，明显受到苏联战争文学（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影响，但作者胡为民却赋予其中国特色——将个人情感始终锚定在集体主义框架内，避免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泛滥。”

《解放军文艺》战士评论员陈钢发表短评——《钢枪与玫瑰：评前线文工团的艺术形象》。

“我们前线官兵最懂这样的文工团！作品真实再现了“猫耳洞（崖孔）里的演唱会”这一特有战场文化现象。当宫雪们拒绝撤离时，他们脸上的坚毅，和我们连队那些放弃探亲假的老兵一模一样。

刘峰的资助名单令人想起“雷锋存折”，但新时代的“活雷锋”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他不仅是助人为乐的模范，更是能文能武的战士。

这种人物塑造打破了“好人不会打仗”的陈旧观念，证明精神文明与军事素质可以统一在当代军人身上。

建议部队文艺工作者学习这部作品的创作经验：既要写出军人的“甜”（战友情），也要写出军人的“咸”（汗水泪水血水），这才是完整的军营生活。”

还有地方报纸《燕京青年报》刊载了一篇读者来稿。

纺织厂女工张玉芳写了一篇名为《从林丁丁的家书看战争文学的人性温度》的文章：

“我是流着泪读完这篇作品的。林丁丁那封没寄出的家书，让我想起我牺牲在战场上的丈夫……

作者没有把主角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而是让我们看到：爱红烧肉的姑娘也会成为舍生忘死的战士。

现在有些作品一写军人就是“高大全”，但《芳华》里的英雄们会害怕（初到前线时）、会拌嘴（日常训练时），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他们最后的牺牲更显伟大。建议改编成电影时，一定要忠实于原着——有些崇高，恰恰在于它的真实。”

报纸上铺天盖地的评论，以及读者来信，基本上都是对《芳华》的正面评价，看得出来，这部非典型军事题材作品，得到了市场和评论界的一致认可。

虽然时间不长，但民间已经兴起一股读《芳华》的潮流。你要是没有看过《芳华》，在同事和朋友间的日常交流和讨论中都插不上话。

这股潮流的兴起，就连看好《芳华》的朱盛昌都始料未及。

种种因素加起来，这部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当代》编辑部收到的来信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作品的由衷赞叹。

许多读者在来信中表示，这部作品以其真挚的情感、崇高的精神力量和精湛的艺术表现，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灵。

因为读者来信太多，许多来信编辑们甚至来不及拆，只能将其打包集中摆放在办公室一角。

别说普通编辑，就连朱盛昌也发愁。

“咦，竟然还有批评《芳华》的读者来信？”

一个明显带着惊讶的声音，在编辑部里响起。

批评《芳华》，确实少见。

别说在读者中，目前就连文学界和评论界都少有批评这部作品的。

朱盛昌有些好奇，走过去询问：“读者是怎么批评《芳华》的，言之有物吗？”

编辑脸色古怪，不过领导问了，他还是实话实说，“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投诉。”

“投诉？”

“是投诉胡老师的。这位读者为宫雪、刘峰和林丁丁等角色鸣不平，希望胡老师能改写结局。”

“哈哈哈。”

“投诉”内容说出来后，引得编辑室内哄笑声一片。

别说他们了，连朱盛昌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时，秦昭阳来到编辑部，听到笑声后，好奇的问：“同志们笑什么呢，这么开心？”

“是这样的……”朱盛昌将读者来信的内容解释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