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差役两鬓乌黑年不过四十，料他在吹牛唬人。进得贡院，有军士举火把引路，走了片刻来到号舍，军士持械站在舍前作监考。

一整天无所事事。两隔壁的考生耐不住寂寞，探头出号房交流些押题心得。

祝英台有言‘此番杭城求名师…’祝家庄在上虞，走梅坞古道和钱塘道到杭州凤凰山，根据奥维地图测算，全程上百公里得走上一天一夜。祝英台不辞辛劳去杭州只为拜名师门下求学。何谓名师，水平高教学好是其次，最主要是押题押得准，比如高考作文题、数学最后两个大题。当然，祝英台没资格参加考试，她的目的性还是纯洁的。

事实上为了教导士子们写好八股文，官学是有明文规定的。每月的三六九号学官会教导作文，每月的初旬士子们要作《四书》义三篇练习，中旬作经义三篇，下旬则论、策、表、判各一篇，诏、诰也有特定时间习作。

差不多成化年里，科举首重第一场的四书五经义，权重最大。此考试制度改革大概率是因为阅卷官的评阅任务太重，为保证如期公布榜单必须有所取舍，三场考试中占大比重的首场经义考就成了最主要评定标准。因此上考生自然是多做四书五经义的练习，好比后世的重点专项练习。

八股文又叫时文，取‘当时作文’之意，文风及遣词造句有很强的时代性，对比明初和中后期的文章，你会发觉文风有很大的不同。时文除了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与主考官的文风喜好有很大关系，故所以考生们考前必然会到书店买一些前科考试编纂的陈墨文章来读，就如后世中考高考前考生会去买历年真题来做一样，都是为了预测今年的出题路数与可能题型。死读书肯定会变成读死书，聪明的士子们会定期或不定期举行些文会笔会来交流心得，进行模拟考。整体而言，备考虽有官学教习，但实际上明中后期学校多有荒废，学子们以自主复习为主，有钱人家会请名师或赴有名的书院求学，比如近些年来最受推崇的东林书院。私立贵族学校东林书院所以能做大做强，其实是建立在公立学校官学的萎靡没落基础之上。

考前的个把月或者更早，心思活泛的考生就开始打听主考官是谁，确定人选范围后，着重研究该人作的文章，细加体会以求自己的考卷文风能投其所好。

考官的预测其实并不太难，乡试的主考多是朝廷翰林或者御史。一些书商为牟利经常在考前花大力气打探内幕消息，然后出一些考官的文集高价卖给考生牟取暴利。而会试因为在京师举行，主考通常是内阁大学士和礼部侍郎等领衔，只要有心总能猜对。例如弘治十二年会试，大才子唐伯虎和举人徐经一同赴京应试，考前就多次造访高官，礼部侍郎程敏政、大学士李东阳都有被拜访。那一年的主考正好是李东阳和程敏政，因徐、唐二人曾向程敏政请教过治学道理，而后又因考试中一道生僻题的出处两人刚好知晓，他二人不知闷声发财的道理，偏偏要到处矜夸，于是很自然地被人眼红，舞弊风声四起，最后说不清嫌疑。程敏政被罢官，唐伯虎和徐经被革去功名。甚为可惜。

心得交流较热烈，一考生声称精研过前20场延绵60年的经义考题。他曾有幸得到珍本《湖广登科录汇编》，该珍本对正统二年到万历己未年的治经统计数据做了科学的分析，推断出本场乡试中，大家会一窝蜂报考治春秋经，故治易经最为冷门。而他偏专治易经，如此独辟蹊径可脱颖而出。

前头讲了，考试虽分三场，真正受重视的只是第一场的经义考。题目是本经义四题+四书义三题。本经，就是每位考生在报名时要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中确定一经作为自己的报考专业，考试时从以上某一部经典中析出的句子为题写四篇经义文章；四书义则是从《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儒学经典中出的三道题。也就是说每次乡试或者会试，主考官一共要准备4*5+3=23道题，而每位考生需要回答7道题。

所谓治某经，指报考的是哪一经，好比高考3+1里选的那个1（好像现在改革了吧？）专治某经是士人很早就确定的专业方向，一般而言不会轻易改变。

听那老小子说得有鼻子有眼，第一次做贼的赵英武不免心虚，担心曹叔父的通天法宝失灵，担心自己要名落孙山。因为曹少叫赵英武加的也是《春秋》，如那位考生所提秘籍算法先进准确，自己报考的正是今年最热门专业，可谓千军万马走钢丝绳啊！

精神上的忧虑紧张导致身体上的疲乏，意倦身软的赵英武也只好既来之则安之，睡上一觉，养足精神等待明天命运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