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虫儿确定是假怀孕，曹太后现在老老实实地在后宫玩女红，权力漩涡的这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了，再也没有人能夺走这个皇位，赵曙踏踏实实坐在龙椅上，美美地享受着独揽大权的滋味。

既然有权了，赵曙就决定做一件大事——给几年前去世的亲生父亲濮王赵允让一个名分。说起来赵允让和赵曙，这父子俩真的是感情非常深厚，而他们也有着同样的人生经历和感受。

赵允让也做过皇帝的养子，不过是认的爹是再上一辈的真宗皇帝。赵允让和赵曙有着一样幽暗的童年宫廷生活，在那里被忽视、被冷落，也曾一次次地被逐出宫廷，也都一次次重新燃起过希望。和仁宗不同的是，真宗最后居然和一个宫女生下了儿子，白白受了那么多苦的赵允让只能满怀愤恨地离开皇宫。

后来，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赵允让的儿子身上，赵曙承载了父子两人共同的梦想，在之后的二十余年里，这父子二人一直在对皇位的期盼里同悲共喜。他们一同为新皇子的降生伤心欲绝，也一同为皇子的夭折欢天喜地，在这样的煎熬中，赵允让最后也没能活得太久，在嘉佑四年就去世了。

再后来，赵曙坐稳这个皇位的悬念保留到了最后一刻，赵祯死了，他的妃子韩虫儿也没能生下儿子，这一刻，赵曙无数次暗自在狂喜中癫狂，好似是一个穷光蛋中了三个亿的彩票，就此一步登了天。在那皇宫寂静的深夜，他偷偷地呐喊：“俺爹啊，您在天之灵看到了吗？我终于是皇帝了。”赵曙暗自下定了决心，我既然登了基，那就要认回我爹，给他老人家圆了这个皇帝梦，死了也要圆。

说干就干，治平元年（1064）五月的一天，赵曙下了旨，让礼部及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他的父亲，两位正夫人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以及他的生母仙游县君任氏的身份、待遇问题。照他的想法，下边的官员就该懂他的心思，这时候就要一起来迎合他，主动提出来给他爹封个“皇考”，也就是皇父，然后再给上个帝号啥的。

但在此时，接到旨意的大臣们却想的非常简单，他们觉得现如今你赵曙有地位了，给亲娘老子抬身份长长脸面也是理所应当，那咱们给封个大官就行了呗。

很快，第一次朝议的结果就出来了，翰林学士王珪为代表的一批人提出的意见是追封赵允让一品高官，三位夫人并封为太夫人。

然而这意见立即就被皇帝驳回了，看这帮大臣们搞不清楚状况，赵曙说的话就变得有点直接露骨了：你们不要讨论什么官职，真正要议的是我亲爹赵允让的名分，都说了是名分，什么叫“名分”懂不懂？

大臣立马明白了皇帝的用意，这是想认亲爹啊。关键是怎么去认，从血脉上讲，赵曙想认赵允让做回亲爹当然没问题，但是在皇权继承的法理体系上，那就乱了套。因为只要承认了赵允让是现任皇帝的“皇考”，那就会让赵允让和仁宗并列，让大宋凭空多冒出来一个皇帝!

更坏事的是，新皇帝的继承权可以不再来自于养父仁宗皇帝，而是就拐了个弯又回到了赵元份这一支上了，这就大大降低了仁宗皇帝、乃至真宗皇帝的宗庙法理地位。

“皇考”的说法肯定让这些儒家礼法的“卫道士们”无法接受，于是王珪见招接招装上了傻子，你要名分，那就简单给你个名分。他开始排上了辈分，这赵允让是仁宗皇帝的堂哥，那么对于仁宗皇帝的养子而言，喊你养父的堂哥一声“皇伯”是对的吧。王珪这些人的意思很明白，你赵曙就是仁宗的儿子，不要想其他歪主意了。

第二天，赵曙一看到大臣们研究出来的奏折就怒了，这帮子滑头真以为自己那么好忽悠的吗？他发了场大火，立即命令中书省下文，直接斥责王珪提出的“皇伯”一说毫无根据，纯属胡扯，依礼驳回，重新讨论。

这时候，皇帝已经彻底扯去了遮遮掩掩，表露出了内心的真实意图，我要的就是封“皇考”，还就要给我爹帝王待遇，其他的都不行！

可当时的台谏官们基本上都是仁宗的忠实拥趸，比如知谏院司马光、御史中丞贾黯，大批臣子围绕着台谏迅速形成了“皇伯派”，集体提出了反对，上书的折子几乎都能把赵曙给淹没了：“不行，我们不同意！”宋朝历史上着名的“濮议之争”由此正式开始。

“皇伯派”们占着理：你赵曙被选为养子，实际上是和仁宗做了交易的，这交易的合同虽然没有文字，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你赵曙心甘情愿给老皇帝做儿子，然后人家才把皇位交给了你。同辈的宗室子弟明明还有一大堆人都翘首以盼等着，你要是不愿意给人家当儿子就早说，老皇帝还可以选其他人。

现在可好，你这刚一登基、刚一拿到利益就撕合同，不愿意承认仁宗是自己的爹，这不是明摆着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嘛？

在濮议之争伊始的这第一阶段里，台谏官们发了狠，全体跑去和皇帝一天说到晚的说理，在朝上当面吵，下了朝就在宫外闹。贾黯这位前朝状元更是生猛，他言辞激烈、情绪激动，结果把自己给气得当场中了风，就只能在家休养，然后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就去世了。

这在士大夫们看来，这就是死谏的英雄人物啊，大臣们顿时群情高涨，掀起了一轮反对称“皇考”的高潮，大有彻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

怎么办，新皇上任的第一把火如果就此被浇灭了，那威望何在？初为人皇的赵曙再一次陷入了痛苦。

那一晚，青花烛台在御案上投下摇晃的光影，赵曙的手指反复摩挲着《开元礼》的绢页，却始终停在\"为人后者为之子\"那一行。殿外寒风呜咽，仿佛满朝文臣的窃窃私语：“陛下，岂可忘仁宗之恩？”案上摊开的是司马光呈上的《濮王典礼议》，墨迹森然，字字如刀：“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私亲。” 他猛地合上奏折，胸口剧烈地起伏——“原来所有人都在反对我”。

他终于深切地知道，自己必须拉一个盟友了——这个人选只有一个，那就是韩琦。韩琦是三朝元老，在朝中威望极高，且手段强硬——“他比太后更狠，只有他，能替朕对抗整个士林”?

此时，年届花甲的韩琦早已不是以前充满虚妄梦想、懵懵懂懂的愣小子。经历过庆历新政失败的他，亲眼所见了范仲淹的落寞，他深深地明白，要想稳固地位，要想干成大事，必须要有皇帝这个大领导的支持。

在那天清晨的单独召见中，面对皇帝请求结盟的殷切眼神，韩琦默默点了点头——我同意。自此，他坚定地站在了皇帝这边，拉着欧阳修等一帮弟兄们直接和台谏们开了战，成了名副其实的“皇考派”。

事实上，找大领导结盟当然没问题，但是与范仲淹、富弼相比，这韩琦还是不够聪明，不懂得中庸的处世之道，这就让他日后慢慢陷入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