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忙套上早已发霉的布手套，手指在里面僵硬得动弹不得，汗水和尘土混合后的味道透过口罩钻进肺里。再低头工作，筛分的动作机械而重复，像某种丧失意识的机器。

不知道干了多久，或是一分钟，或是一小时，我的额头开始渗出冷汗，汗水顺着发际滴入眼睛，刺得我抬不起眼皮。口罩早已湿透，贴在脸上如同一层厚重的纱网，每次呼吸都像在吸入烈焰与钢屑。

正当我忍不住想停下时，“啪”——一个沉闷的声音打断一切。我面前的筛料桶被粗暴地一脚踢翻，废料如潮水般倾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干得这么慢？你是来度假的？”班组长的声音带着狰狞。

他跨步上前，俯身看我，眸子里尽是嗜血，“你再给我慢吞吞，就今晚休想下班，我让你去‘冷罐’透透风！”

我咬紧牙关，不敢吭声，只能强撑身体，继续手中重复着挑拣、丢弃、搬运的动作。

凌晨四点，车间里已有两名工友倒在地面，不停抽搐，口中带血。看他们被人从地上拖起，扔向车间尽头那扇漆黑的厚重铁门。每一步都沉重得像要将人踩进地狱。

黄毛嘴唇发紫，虚弱却依旧凑近我耳边低声道：“坚持，不管干得怎么样，千万别倒下。一倒，就给你记入黑名单。”

“黑名单？”我喃喃。

他呼出一口浑浊气息：“一入名单，就天天半碗饭，钢板床，连厕所都得排队。想翻身？门都没有。”

我眼前一阵发黑，却在那一刻知道，自己若是倒下，便真要被这地狱吞噬了。

就在此时，一个瘦小的新人忽然“扑通”一声，跌倒在废料堆旁，瘫软在地，双眼翻白。他虚弱地呢喃：“救……救命……”

我慌忙冲着班组长喊：“班组长，有人倒下了！”

班组长冷冷扫了地上一眼，没有任何同情，手一指向厂房尽头：“扔‘冷罐’里去，明早再说。”

两个壮汉没多说话，将那男孩的四肢拉起，像拖牲畜般塞向那扇冰冷的铁门，再也听不到任何响动。

那一刻，我终于彻底明白：“冷罐”——不是暂时的惩罚，而是一个通往死亡的冰窖。

天破晓时分，六点整。工作结束的哨声在车间外响起，如同战场的丧钟。我们被一股莫名的解脱感驱赶回宿舍。

我拖着被湿泥灌满的解放鞋，瘫坐在小食堂外的铁长椅上，双手发抖得连碗筷都扶不稳。面前是一碗干稀的米粥，粥面平滑得像没有一粒米，底下漂着两片薄如纸的萝卜干，毫无油香。

我抬头望了望那张饭票——是前天交身份证时分发的，印有编号和厂区公章，宣称凭此可兑换一餐。然而风吹雨打下，饭票已打了折，镂空处写满了“违规扣减”、“迟到作废”的条款。

黄毛曾说：一旦触犯规矩，饭票就扣一半；一旦被举报，饭票就没了。没饭票，就得挨挨饿饿，用胃里的空酸汁当护身符挨天过。

我把最后一口稀粥咽下，胃里翻腾，像有数不清的苍蝇在盘旋，又像有什么被撕扯着往上冲。

夜幕又一次降临。

回宿舍的路上，我经过那扇“冷罐”门，铁门半掩，背后传来几声闷响。几个工人正把一张破旧的折叠床搬进去，床上是昨夜晕倒的那个男孩。他没有动，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未断气。雨珠从他发梢滴下，溅在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沉重回声。

我心头一痛，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生怕与那死亡的气息对视太久。

宿舍门口，新来的女工蹲在地上抽泣。她身子蜷缩如一张纸片，肩膀不住颤抖。我素不相识，却知道她绝不会是最后一个绝望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消失的人。

我走过去，想说些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口。最后，我只轻轻点了点头，摸了摸挂在她床头的红绳手环，示意她别太害怕。

回到床边，我闭上眼，却清晰地看见佛堂的油灯在燃烧，师父坐在蒲团上，一脸苍老却慈悲。他目光望向我，声音缓慢而深沉：“净空啊，若有一天，你要渡的不是别人，而是渡你自己——你还敢不敢渡？”

我没有回答，夜风透过破旧窗棂卷进来，裹挟着腐乳般的臭味，将我心里的脆弱与恐惧一并卷走。

这一夜，我根本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熬过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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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生，或许从未真的处在一盘可以“赢”的棋局里。可当认清了棋盘的模样，认清了棋子的走法，也就有了随时弃子重新开局的勇气。

我将目光投向远方，想起师父常言：“世间最苦的，不是被困牢笼，而是连笼外都不敢去看一眼。”

风继续吹，狗叫声在夜色中摇曳。无路可退，但路还得继续走——走出这铁窗、走出这条布满鲜血和泪水的筛分线，去寻找那个能够真正放下执念，重塑自我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