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撑过三个月的，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要么疯了，要么废了。”

话音落，他便哼了一声，转身离开。

筑牢绝望的“感恩会”

那天夜里，我辗转难眠。床板的硬棍子硌得我全身僵硬，耳边仍能听见小翠在另一张床上的磨牙声——她一定做噩梦了。我本想安慰她，却在黑暗中沉默，只听到自己心脏有节奏的跳动。

次日早晨，厂里通知我们参加“感恩会”。所有工人必须穿戴整齐，按组列队在饭堂就座。整齐划一的塑料椅子，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厂歌，台上架起的大屏幕不断闪动着厂徽。

秃顶中年厂长穿着西装，面无表情，像念祭文般开场：“感谢厂方给大家提供学习平台，让你们掌握专业技能，获得稳定生活保障！”接着是一段段“忠于岗位”“心系厂区”的口号，全场齐声应和，声音响亮却空洞。

随后，所有人被要求写“感恩体会”。我拿着那支早已被手汗打湿的笔，在纸上写下五行字：

“在这里，我第一次明白，什么是贱命。

我努力工作，换来贫困。

我遵守制度，换来惩罚。

我忍辱负重，换来屈辱。

我活着，不是因为我该活着，而是因为他们还不打算弄死我。”

我把体会纸交给台前的年轻女职员，她随手翻看一秒，冷冰冰地说：“不合格，重写。”

我看着她，片刻呆滞后，转身离开。她没有再喊我，我知道，在这里，任何一句真话都是“扰乱好心情”。

“放早班”背后的不祥预感

第三天下午，斌叔忽然宣布：所有人可以提前半小时下班。这是入厂以来，首次听见“放早班”这词。

宿舍里顿时一片喧哗，同伴们收拾工具，摩拳擦掌，像是赢得了某种胜利。可我的心却一沉，感到不祥。

晚饭时，小翠没有出现。阿昌低声问：“你说，她不会是出事了？”

我没说话，只觉得胸口像被一根寒刺扎住，呼吸艰难。

突然，食堂外传来一阵骚动，人群中有人尖叫：“有人跳楼啦！！”

我全身一震，下意识冲了出去。

二楼天台边，黑色的天际与灰色的厂房形成一条冷峻的水平线。护厂队员按着纪律，站成两排，脸无表情。站在栏杆边的是小翠——她光脚站立，身影消瘦，长发被风吹得乱舞。她的一只手死死捏着什么，另一只手扶着栏杆，那动作像定格的画面。

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他们小声议论，却没有人敢上前劝阻。或许他们都知道，这里谁也救不了任何人。

我本能地往前挤，喊她的名字：“小翠！别跳——”

声音像石子投入深井，被无情吞没。

下一刻，小翠转过头，嘴角闪过一个解脱的微笑，仿佛想说“我自由了”，然后——纵身一跃。

一声闷响，血在天台水泥地上绽成一朵残酷的花。鲜红的液体恣意流淌，溅染了地面，也染红了无数颗冷漠的眼睛。

那一刻，我的大脑彻底空白。世界崩塌得无影无踪，只剩小翠那抹解脱的笑容，如同最后的审判。眼角有泪，模糊了视线，却不知是悲伤，还是愤怒。

我第一次，毫无预兆地，产生了杀人的念头。

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冷静地想：若有一天，我能活着走出这里，我一定要回头杀一个人——一个把佛门兄弟与南下工人都送进炼狱的人。

当晚，我未尝合眼。宿舍屋顶那盏忽明忽暗的白炽灯，像一只审视的眼睛，不停地眨动。它闪烁着冷光，似乎在对我低语：

“你还没死，所以你得看着。你欠的，不仅仅是那几万块，还是这里的规矩与枷锁。直到你将这一切推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闭上眼，脑海中却浮现斌叔、阿昌、老白、还有小翠的一幕幕：每个人都在这座地狱里挣扎，或疯、或废、或死。

窗外，夜风卷起塑料棚顶的碎响。我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血与汗一起涌上来。

明天，我要踏出这一步。

哪怕前路凶险，我也要带着那张工资单、一把藏在床底的螺丝刀，冲破这牢笼。只有这样，我才配得上称自己为人，而非债与枷锁的附庸。

—— 第一份工资，换来的是最后一次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