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说“地狱有十八层”。 可在这座厂里，我每睁开一次眼，都是第十九层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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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被押下台的第二天早上，我听说他彻底疯了。

有人说他在冷库里一天没吃没喝，凌晨被人看到在铁门上用牙齿啃墙，一边啃一边喊：“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厂医来了，打了一针镇定剂，把他抬走，从此再没回来。

没人知道他被送到了哪儿，也没人敢问。

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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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翠之后，再有一人疯了。

董姐开始变得怪异，是从那天起。

她本是那种“老工”——三十多岁，不美也不丑，不吵也不闹，像颗磨圆的石子，在流水里滚了几年，没棱没角，谁也注意不到她。

可她忽然开始发呆。

她坐在流水线前，手停在那里五分钟没动，目光呆滞地盯着传送带，就像看见了什么幻觉。

组长骂她：“你发什么神经？”

她没回应。

我悄悄走近，只听她低声自语：

“梦里我家狗还是活的……我喊它，它跑过来，舔我手指头……”

那声音像风一样轻，轻得像要碎。

我愣住了。

我忽然意识到，小翠曾说过她回家后要养狗。

那只狗，是她的“未来”，是她的“希望”。

可现在，董姐梦里也开始出现“狗”了。

我忽然害怕。

这不是她的梦，是她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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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厂里举行“安全主题演讲比赛”。

说是“比赛”，其实是把几个工人拎上去念几段早就写好的稿子，然后让大家“投票”。

董姐也被叫去了。

她站在台上，面无表情地念稿：“我热爱我的岗位，感谢厂方给予的关怀，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念到一半，她忽然停住了。

台下起哄：“快念啊，读错啦？”

可她不再开口。

她抬起头，望着远方的天空，忽然笑了。

那笑容有点诡异，又有点……解脱。

我坐在台下，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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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悄悄去找她。

她的宿舍空无一人，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牙刷、毛巾全被洗净晾干，就像即将退房的旅客。

我蹲在她床边，盯着那叠被子，忽然觉得——

她是真的准备“走了”。

但她，不是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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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遍整栋宿舍楼，没见她。

夜里十点五十三分，警报响起。

整个厂区灯火大亮，哨音刺耳，所有人被召集到厂区中心广场。

我跑出去，只见食堂天台上，站着一个穿灰色工衣的女人，逆光而立。

是董姐。

她脚边放着一双鞋，旁边还有一张纸，随风飘动。

她站得很稳，双臂伸开，像拥抱整片夜空。

风很大，吹得她的衣角猎猎作响。

厂长带着护厂队在下方喊话：“下来！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说，别冲动！”

她没动。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冲破人群，大声喊：

“董姐——下来！”

她缓缓低头，望了我一眼。

那目光我至今不敢忘。

里面没有惊恐、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告别。

“净空。”她第一次叫我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