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部夹层的纸币、身份证复印页、伪造工卡全部还在。

我瘫倒在地，像个刚完成坟中考古的人，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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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包，是啥？”老秦问我。

“证据。”

“啥证据？”

“死人留下的。”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转过身去：“少拿死人做幌子。活人都没人管，死人更没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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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我决定出门。

老秦提醒我：“别走远，这片棚户区是等拆迁的，外人不认，城里人更不想管。”

我走在城市边缘的马路上，看着两侧高架桥下一排排横七竖八的铁棚与塑料布围成的“家”。

我试着找到公安局、劳监所、媒体站——全部不收“无预约、不登记、无名指控”。

我站在某电视台门口，拿着那张被污水洗过的名单，被保安喝退：“别搞这些没用的，真有问题你去法院。”

我去法院，又被推去市仲裁办。仲裁办说：“没正式合同，按劳务纠纷不立案。”

我去街道办，连门都没进，被一句“你不是本地户口，建议回原籍解决”堵回来。

我愣在原地，像个提着尸体行走的人，却没人信我那尸体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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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棚里，把名单残页挂在墙上，一笔一笔重新誊写。

老秦走进来，看了一眼：“你还在写？”

我说：“我要写到有人看见为止。”

他点了支烟：“没人会看。”

我说：“你看见了。”

他沉默了。

很久，他才说：“你不是第一个从厂里逃出来的。”

我抬头。

“以前有个小孩，十六岁，也是我从垃圾场后面的水渠捞上来的。死了，嘴里还塞着一张写着‘我没偷东西’的小纸。”

我握紧拳。

“他也想证明自己不是贼，是被冤的。”

“可我问你——他现在在哪？没人知道。没人查。没人信。”

“所以你要明白，人出来了，不等于命就值钱了。”

我缓缓地说：“那他有没有写下名字？”

老秦愣住。

我从墙上撕下一页残纸，交到他手上。

“你把你的名字写上去。”

“为什么？”

“我不只是替死的写，我也要替活着的。”

“你不怕被抓？”

我笑了笑：“我被抓一次了，还活着。”

“那你真是命硬。”

我点点头：“那就看看，我能不能把命，换成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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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把纸钉在墙上，一行一行写：

“编号081：净空，男，逃出者，仍存。”

“编号082：老秦，男，环卫员，目击者。”

然后我对着破镜子里的自己说：

“你还没死，你得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