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朱昭熙就藩之后，于谦便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就此发生了变化。他虽未言明，但心中早有数。

那日朝堂之上，朝廷发出的一纸诏令，让朱昭熙就藩虞国，朱昭熙在北方培养的文武百官多有送别，或悲或喜，或敬或惧，惟有他，于谦，未受召同行，亦未有任命他职于虞国，便知这位曾重用他的藩王已然弃他如敝屣。

这并非意气之争，也不是私怨。他明白，在朱昭熙最初主导东北五省大开发和北方改革之时，自己是被寄予厚望的。

否则，当年怎会从朱高炽的手里，单单点他于谦赴虞府任长史？怎会一开始就让他这个翰林院修编委以重任，让他和亦失哈还有朱荣一起主持东北五省的开发？怎会容忍他一个布衣出身的翰林郎，骤然登上高位成为东北五省总按察使？

可惜，正因为这份倚重，于谦才走上了与朱昭熙渐行渐远的道路。他自小读圣贤书，心怀天下，始终认为国家之本在于法度、在于制度、在于皇权之不可动摇。

他信奉祖宗成法，奉行忠君爱国，以为削藩、强干、集权是才是人间正道。而藩王的存在，从他心底而言，本就带着天然的不安，就算他的恩主虞王朱昭熙，在他看来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甚至是比其他藩王更加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在北直隶掌政期间，他屡屡上书，希望朱昭熙为首的藩王们裁撤亲卫，将军权交予兵部；又主张由中央财政统一征税，废除地方自理；甚至连虞王府的官员任免，他也建议纳入朝廷品秩体系。

这些奏章他写得恳切坦白，无一字私意，但他从未真正考虑过朱昭熙的处境。一个藩王，虽受皇恩，却也处处掣肘，更何况朱昭熙还有那么一个随时想她死的老爹呢。

朱高炽在世时尚能护他周全，可一旦出海就藩，身边若无亲兵可调、财政可掌，完全靠中央的支持，朱昭熙这些藩王如何自保？如何在海外立国？如何与那虎视眈眈的江南世族周旋？只要中央的那些官员动动手指，他们这些藩王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

这本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于谦不是不懂，他只是不愿承认。在他眼中，国家才是大义，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哪怕是恩主的生死，若与社稷对立，也只能放弃。他以为自己是在辅佐明君，却不知自己早已越过了那条君臣之间的界限，皇帝也是有亲情的。

朱昭熙没有指责他，也没有责罚他，只是悄然远去，把他扔在一边，再无言语。这比任何责备都更令人心冷。

本以为自己留下后，仍能在朝中有所作为。毕竟，他于谦不是无名小卒，也不是依附权贵的小人。他在东北五省在北直隶政绩斐然，数年间整顿税赋，修治水利，平定盗乱，巡按各省，官声素着。

但这只是他的想法，别人并不这么看。朱昭熙既已就藩，留在明国的于谦，便成了人人疑忌的“后手”。

有说他是朱昭熙安插在朝中的卧底，也有言他背主忘恩、攀附皇权。文官们排挤他，武官们防他，连原先的故旧也渐渐疏远。更有甚者，将他贬谪为“政客小人”，当面不言，背后毁之。

朱瞻基谋反之后，这一切更是迅速恶化。他目睹诸王被戮，皇帝被杀，朝廷更换如走马灯，而自己一纸任命，从北直隶布政使骤降为浙江学政，继而更是只剩一县之地可堪栖身。

他曾想上书辩解，可纸未出，便有人提醒：“如今世道未定，于公若非虞王旧部，谁会留你性命？”

这一句才是点破他所有幻梦之语。他不是不忠之臣，也不是奸猾之辈，他只是——不被信任罢了，成了双方都会拉拢，但双方都不会信任的人罢了。

初到钱塘时，他还抱着一丝希望。这里是江南重镇，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若能教育士子，传播纲常，或许仍有余地施展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