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出的朝鲜半岛，到日落的西域诸国，从寒冷广袤的北部草原，到炎热潮湿的南部海边。

汉朝大军四面出击，穿着盔甲持着利剑，骑着战马携着狂风，把战火映上高天。可以说自有汉以来，这战争就从未真正的停歇过。

有些打赢了，汉军耀武扬威凯旋而归。有些打输了，汉军丢盔弃甲下马投降。

从汉匈对决，到南越平定，从西南夷的开发，到朝鲜的覆灭，从嚣张跋扈的汉朝使者，到唯唯诺诺的楼兰国王，这个武德充沛的帝国，本该向后世唐朝一样，打出一个万国臣服，莫敢不从的天朝上邦的。

不过很可惜，这个庞大帝国的财政似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管是西汉，还是东汉，都始终面临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国家没钱。

其实也不光是汉朝，纵观史书，每一个王朝到了末年似乎都是天灾人祸，而后百姓揭竿而起，重新建立新的王朝，自此循环往复。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本质上就是国家财政没钱了。

说起钱，就不得不提一嘴钱这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了，它其实与华夏文明息息相关。

大约五万年前，华夏文明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到了公元前六、七千年，母系社会发展到顶峰，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大同社会”。

此时的这个大同社会物质极度不发达，能吃饱饭不饿死已经是奢望，所以自以部落相聚，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

部落氏族里的人为了活着，只好抱团取暖，所以这个阶段是没有钱的。

大约五千年前，中华文明进入父系氏族阶段。

生产力有了发展，虽然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但此时的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这个阶段，大家还是一样的穷。

又过了几百年，中华文明进入了父系氏族中后期，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有的人手中的粮食多得可以酿酒，手里还有了石器、木器、骨器、陶器、玉器、铜器，而另外一些人，依旧什么都没有。

这个时候的土地虽然依旧是公有，但是个体劳动和家族耕作的独立性越来越大，擅长耕地的家族会分配到更多土地，擅长养畜牧的家族会分配到更多的牲口。

掌握生产资料的家族变得越来越强，私有财产的观念也越来越重。

由此开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直到了大禹时期。

大禹治水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却不知道，自此之后，华夏文明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剧变。

大禹是一个强大部落的首领，因为黄河水患太重，大家都没法生存，所以他被各部落推举出来成为治水的领导者。

因为要治水，各部族就要出一批脱产者，跟着大禹到处跑，所以这些人的吃喝就要由各部族给予保障，所以税收出现了。

治水过程不顺利，要防备野兽，要攻打不配合的部落，所以军队出现了。

要治水就要勘察地形，所以大禹把天下分为九州，最早的行政区划出现了。

治水过程中有人偷懒，所以最早的司法体系出现了。

为了给灾后重建，给人们划分土地，所以井田制出现了。

大禹治水十三年，一个完整且成熟的政权体系已经凝聚在他的身旁。

水治好了，这些脱产者还愿意回到各自的部族之中去弯腰种地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大的部落想要继续保持强大，私有财产更多的人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他们有着共同的希望和诉求，想要把公天下变成家天下。

这不仅是大禹的心愿，更是他身边无数个脱产者，权利拥有者的心愿。

于是，国家、阶级、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这些概念应运而生，以前那种同甘共苦的日子也彻底一去不复返。

掌握权利与财富的成为国家的主人，失去一切的成为仆从、奴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钱这个概念开始出现，简单来说它就是用于交换粮食、器物、土地上的产出等其它东西而出现的一般等价物。

有了钱之后呢，被统治阶级要把自己的生命和金钱交给统治阶级，这个行为叫做赋税。这个体系，就是国家财政。

国家与财政体系的建立，对百姓来说也不全然是坏事。

百姓把自己收成的一部分上交国家，国家有钱了。对外可以组织军队防御敌人，扩张领土，对内可以修桥铺路、治理水患、对抗天灾。

众人拾柴火焰高，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良性的发展。

不过它的弊端也很明显，国家财政不仅用于公共需求，也会用于统治阶级的私人挥霍。

如果皇帝和文武百官个个都是圣人，道德水平极高，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为国奉献，把收上来的钱全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当然皆大欢喜。

可如果相反呢，这些统治者只是凡人，他的私欲过重，不觉得税收是百姓的期望，只觉得这东西是依托于暴力，加诸于刀剑而产生的强制权力，是一个阶层对另外一个阶层理所当然的剥削呢？

那他们就不会考虑整个国家的公共需求和百姓的根本诉求，只会考虑如何满足个人的欲望。

这样的王朝必然地会走向矛盾、走向对立、走向彻底的毁灭。

国家财政这个概念诞生之初，它就一直在强制性与公共性的天平中左右摇摆。

但很可惜的是，不论是秦汉，亦或者是后世古代的所有王朝，大部分时间，国家财政都一直重重的压在强制性这边，直到天平支撑不住被打翻在地，直到有人从战火中把它捡起，重新建立平衡，这也就是所谓的王朝周期律。

文化会骗人，读书人会骗人，道德会骗人，谁都会骗人，但唯独国家财政不会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