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北京城，在薄薄的晨雾中缓缓苏醒。东华门外，早点摊子已经支起，炸油条的滋滋声、豆浆的醇厚香气弥漫开来；胡同口，提着菜篮的妇人们与相熟的菜贩讨价还价；顽皮的孩童们追逐着土狗，在尚未完全热闹起来的街巷间嬉戏打闹。作为大明的都城，尽管经历了连年的战乱和天灾，这里依然维持着北国难得的繁华与秩序，市面上货物尚算齐全，只是价格早已今非昔比。比起烽火连天、饿殍遍地的山西、河南等地，京师，似乎还是一片相对安稳的乐土，虽然早已不复永乐、宣德年间的盛景，更无法与富庶甲天下的江南相比。

然而，这表面的繁华之下，早已是千疮百孔。只需稍稍离开主街，拐入那些背阴的角落、破败的寺庙、废弃的宅院，便能看到另一番景象。成群结队的乞丐和流民蜷缩在那里，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眼中充满了麻木与绝望。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显示着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陕西、山西、河南、山东……都是被战火和饥荒逼得走投无路的可怜人。他们是帝国身上一道道流脓的伤口，也是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眼中最容易煽动和裹挟的力量，只需一碗稀粥、一句“均田免粮”的口号，就能让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拿起简陋的武器，成为冲击这个腐朽王朝的洪流。

自崇祯元年登基以来，仿佛整个天道都在与这位年轻的皇帝作对。连年的大旱如同魔咒般笼罩着北方大地，蝗灾铺天盖地，所过之处，禾苗皆无。更兼气候异常寒冷，史所罕见的小冰河期让北方的冬天变得格外漫长而酷寒，粮食产量锐减。天灾人祸交织，使得本就因辽东战事而捉襟见肘的朝廷财政彻底破产，人口也因饥荒、瘟疫和战乱而急剧减少。官府疲于奔命，却无力回天，官与民都在这无尽的苦难中挣扎。有远见的富商巨贾，早已嗅到了末日的气息，纷纷变卖家产，举家南迁，涌向相对安稳富庶的江南。北方的经济，在天灾、战乱和资本外流的多重打击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凋敝下去。

国家的根基在动摇，军事的支柱也在坍塌。面对李自成大军的步步紧逼，崇祯皇帝数次下旨，要求各地总兵“勤王”，保卫京师。然而，圣旨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山东总兵刘泽清，阳奉阴违，口头上答应得震天响，却拥兵自重，迟迟不肯北上；拥兵数十万的湖广总兵左良玉，更是对圣旨置若罔闻，毫无动作，俨然已是割据一方的军阀。他们心中只有自己的地盘和利益，大明的存亡，早已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与之相对的，是流寇们简单粗暴却极具煽动性的策略。他们每到一处，便开仓放粮，打杀官吏士绅，将掠夺来的财富分给从众的贫民和溃兵，以此迅速扩大队伍，滚雪球般壮大。而曾经的大明官军，要么在绝望中崩溃，成建制地投降流寇，要么就效仿左良玉等人，拥兵自保，化为地方一霸。广袤的国土上，处处烽烟，地方失序，朝廷的政令早已出不了京畿之地。放眼望去，似乎也只有在山西宁武关一线苦苦支撑的周遇吉，麾下那支刚刚得到整顿和补给的宁武军，还算是一支真正听从号令、为大明奋战的孤军。

内忧外患之下，身处风暴中心的崇祯皇帝，日子也并不好过。前不久在宫中遭遇的刺杀，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已无法保证，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于整顿宫禁，清洗内部。而他倚为臂助、用以对抗文官集团的东厂和锦衣卫，虽然效率惊人，但也因其酷烈的手段和无孔不入的监察，在大肆抓捕那些被视为“东林党人”或“从逆奸商”的同时，也彻底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

一时间，朝野上下，对皇帝的非议和讥讽达到了顶峰。原本那个被认为是勤政爱民、试图中兴的君主形象，迅速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宠信阉党”、“滥用酷刑”、“刚愎自用”的评价。甚至有人私下里讥讽崇祯是“疯王”，说他已经走火入魔。天下的文人士子，对这个朝廷彻底失去了信任和信心，民间的风言风语更是四起，进一步动摇着本已岌岌可危的统治根基。

就在这种背景下，东厂的行动并未停止。继夜袭汪氏典铺，查封其全部财产之后（此事已在街坊间引起哗然），根据从典铺账册和相关人等口供中挖出的线索，东厂的矛头，指向了京师着名的芝麓书院。这座书院，历来被视为东林党人在京师的重要据点之一，许多在朝的东林官员都曾在此讲学或与其关系密切，院中的生员，也多以清流自居，时常议论朝政，抨击时弊。

这一日，数十名东厂番役，在一名档头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来到芝麓书院门前，声称奉旨捉拿几名涉嫌与“汪氏典铺案”及“妖言惑众”有关的生员。